乾隆的政治执中之道与清代韬略《乾隆贵得其中》

康熙为政，失之过宽，雍正纠之以严；雍正之政，又失之过严，导致闾阎扰累，臣民心中不满。在雍正之后的乾隆自然也要采取措施，纠正其父之严，来获得稳定的政治局面。

乾隆的政策指导方针最早阐述于雍正的遗诏中，这篇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的授意下起草的，他将其父打扮成宽严相济的君主，而将过严过苛的弊端委诸臣下。其大概云：

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很严我改宽的，这是从前部臣商议未妥，我和大臣们仔细研究改定，希望能永久施行的，应按照改定后的施行。有从前本宽我改严的，这是为了整顿思想风俗，原来只是权宜之计，等这些问题解决了，仍按原来的条例实行。这是我的本意。以后遇到类似的事，应仔细斟酌，应按旧例执行的，仍按旧例执行。

乾隆自幼受祖父教诲，祖父的仁政对其影响很大，但他又鉴于其祖、其父之失，因此决定在其父、其祖的两种政策中寻找一种平衡，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这与其父“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政治幌子已有所不同，他花了很大气力，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遇去实施。

首先是以“宽”济其父之“严”。

乾隆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善皇室的内部关系。雍正在夺取皇位以后，对诸兄弟分别进行打击，甚至将主要政敌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迫害致死，其子孙也被削除宗籍。这些过分行为引起皇室内部颇多怨言，朝野上下也颇多非议。

为了皇室内部的稳定、团结，乾隆打出“亲亲睦族”的旗帜，将被圈禁的宗室允禵等人先后释放，阿其那等人的子孙也发还产业，赏给俸赏，赐予红带，收入玉牒。

为了让宗室共享祖先创业之成果，乾隆又在宗室中进行了利益的分配，先将康熙的两个幼子允祎、允禧晋封为郡王、贝勒，而后扩大到其余未曾受封的别支宗室，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弘㧑、孙子永璥也分别给予辅国公的爵位，那些没有资格封爵的宗室子弟，也分别加恩给予差使，以资上进。

为了表示自己的仁孝之心，他在撰写册文提到宗室长辈时，从不称“尔某”，以示尊重；他打破旧规，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熙和雍正的妃子，准许她们的儿子在生辰令节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

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他又对其父处理过于严苛的案件进行了翻案。

年羹尧、隆科多案牵连人士众多，乾隆将他们重新起用；各起文字狱所波及之人，也分别放回原籍，并声明以前需要避讳的，以后再也不用避讳了。反对望文生义、株连波累；对于雍正处分过厉的不法绅衿，通行改宽、改缓，被褫革的举贡生监，也分别准予开复。借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

乾隆还大力提高官员、士绅的物质待遇。

早在雍正时，为了减少各级官吏的贪污勒索现象，实行对外官给予养廉银、京官增添俸米、各部堂官给予双俸的规定，但外官养廉银只发到知县以上，京官五部堂官以下仍食原俸，而且即使双俸也远低于外官的养廉银。

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首先将礼部堂官照五部堂官例给予双俸，不久，又陆续发给京官养廉银，六部堂官以下的官员也发给双俸，外官的养廉银也扩大到佐杂人等。(www.xing528.com)

乾隆对八旗子弟也极尽关怀。

八旗子弟大都不谙生计，生活困窘。乾隆多次借钱给他们，后又因无力偿还，予以宽免。

乾隆三年（1738），乾隆决定每年拨银米五十余万，扩大八旗兵额，以保证八旗子弟的俸赏收入，使旗人“永享安宁之福”，借以加强八旗子弟对皇帝的依赖和拥护，保护统治阶级的民族力量。

在以“宽”缓和其父苛政的同时，乾隆也非常注意以“严”来纠正“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的趋势。乾隆十三年的宫廷风暴就有一部分基于这方面的原因。

是年三月，孝贤皇后随乾隆巡幸山东，不幸偶感风寒，猝然长逝。孝贤皇后是乾隆最爱的女人，丧妻的悲痛，因对官吏的不满而加倍爆发出来。短短几月，从皇长子永璜、六部尚书、翰林院到地方督抚大员、将军，及至州府、河道，被革、被降、被杀、被囚者不胜枚举，其中名臣就有阿克敦、塞楞额、尹继善、开泰、硕色、杨锡绂等人，可谓空前绝后。

乾隆更注重官吏的德行，对失德的官员不少宽假。

从乾隆元年他就陆续修改、增订了许多反贪污勒索的法令，一切以重惩为务。不仅涉及面广，包括侵贪、亏空、科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项，而且考察对象复杂，不仅包括官员，而且扩大到官员的子侄兄弟、胥吏杂役、家人长随及幕友宾客等等，对窝赃人员也一律处分，并实行连坐之法，往往由一官而牵及无数，从而打击了官官相护的流弊。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官员通同作弊，折捐冒赈，共同侵吞国有财产，乾隆指示彻底清查，要求追责于所有责任人，不得姑息，结果，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司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侵贪两万两以上的程栋、不足二万两的徐树楠被处斩，接任藩司王廷赞被处绞，侵贪万两及万两以下者四十一人缓期一年再判处决，十一名赃犯之子被流放。此案共死罪四十七人，涉及此案被革职拿问的现任、前任官员共八十二人，闵鹗元为其弟藏赃银三两，亦被降为三品顶戴，停数月养廉银。

乾隆虽然反对望文生义，但乾隆朝的“文字狱”却为各朝之冠，其数量之多为康熙、雍正望尘莫及，而其内容之荒诞亦前所未有，大多为深文周纳、咬文嚼字的产物。如“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原无反清之意，只是经过曲解之后，硬栽罪其上。就是这样的诗词，使许多读书人，包括那些力图饰言以求伴进的官员丢失了性命。

乾隆的“严”对澄清吏治大有好处，但由于他比较感情用事，所以即使制定了严密的反贪办法，也会由于其不时赦免而遭到破坏。

他对比较亲近他的督抚大员、部院大臣回护多于惩处。富勒浑、李侍尧等人都受过他的“恩遇”，而和珅更是他培养出来的大蠹虫。

因此，乾隆的执政之道，除了钳制思想的“文字狱”，其他则偏于过宽，他所谓的执中之道自然也就成了画饼。

“执中之道”即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它的前提是杜绝利欲之心，应该说这是没有进取精神的处世之谋，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处于康熙、雍正两次极端政策之后的乾隆朝，实行这项政策既可遏制官场腐化、又可激发官员士子的报效精神。偏偏乾隆是个情感丰富，又爱沽名钓誉的帝王，其失之过宽，也就在所难免。乾隆末年的腐化没落也就可以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