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夺位，存在着诸多疑点，不但引起诸皇兄弟的不满，在民间亦造成了不利的舆论影响。雍正即位后，必须解决其继位的合理性问题，对民间舆论进行引导。
恰巧，曾静投书案为其提供了机会。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因屡试不第，愤而弃举业，教授生徒为生。曾读吕留良诗文，对其中隐含的反清思想大为叹赏。
但反清是要有资本的，必须寻求一个有实力的合作者。他把希望寄托在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身上。
满人入关后，虽然使用汉人，但在重要岗位上，清廷还是任用满人，对汉人不信任。因此，任地方封疆大吏的汉人微乎其微。而岳钟琪作为这少而又少的担任封疆大吏的汉人之一，必然遭到满人、汉军等统治集团内部的攻击。据说岳钟琪为宋代岳飞之后裔，欲报宋被金灭之仇，而民间则希望他真的是岳飞的后代，能够反清复明。曾静也希望如此，遂派弟子张熙前往联络，结果被岳钟琪诱出主使之人，并拘捕上奏。
曾静给岳钟琪的信，主要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雍正即位“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镇压功臣的流言；二是华夷之别。这两方面对雍正而言都是致命的，一是动摇了他继承大统的合理性，二是动摇了清朝继明朝统治中原的合理性。
雍正对于曾静案的处理相当的冷静。他知道关于他的嗣位，朝野颇多私议，只是自己不便挑明，公开论战，而曾静出来了，正好作为突破口，清其源而塞其流。
因此，他追查曾静案并未限于此案本身，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追查关于他的失德言论的根源上。经过转相攀连，终于找出这些流言来源于允禩的太监于流放途中所传。为此他采取对策，一方面再次宣布允禩等人的罪过，另一方面就曾静所言，逐条辩析，声称确系谣言。
在华夷之别这个问题上，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指出，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这些影响过他们的圣德吗？要是以德而不是以地域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对我好就是有德之君，对我不好就是仇寇，难道还有不根据德行的好坏而却根据地理位置来决定是否服从统治的吗？这不正是《尚书》所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吗？而在德这个标准上，清王朝是给中国臣民带来了许多好处的：首先灭闯贼，为明报了仇，其次清王朝创造了太平盛世，基于以上原因，清王朝统治中国是合法的。(www.xing528.com)
除了进行辩驳，雍正还想请曾静现身说法，为全国臣民提供一个幡然醒悟、迷途知返形象的活教材。因此，他对曾静不打不杀，而是采取争取的态度。
曾静在长沙和北京受审期间，享受了很高的待遇。承审官杭奕禄对其百般劝导，雍正还将大量密折交他跪读，并与其就上述问题进行质辩。
曾静终于被争取过来了。他在后来那本著名的《大义觉迷录》中写到：“想起我以前的所作所为，简直和禽兽无异，连猪狗都不如，哪还有半点儿人味呢？真是惭愧死我了。”
看到曾静这样配合，雍正当即任命他为湖南观风整俗使，并将论辩内容辑成《大义觉迷录》，令其宣讲，并将此书分发全国。
雍正满以为如此便可以消除流言，缓和反清情绪，不料却未能如愿。关于其夺位之辩，很多都显牵强。如矫诏夺位之说，其弟允禵在康熙晚年的地位速升，给人们以皇帝候选人的印象，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却说：“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许多旧臣是深稔允禵军功及大将军王封号的重要意义的，大将军王是从贝子直升太子的重要台阶，这就很难使人相信雍正所言。
而其逼母一节，他说太后不欲见允禵，允禵乃为太后亲子，为人母者不能如此无情，倒有曾静所言“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虽有夸大之处，但对于不满雍正之人来说，则更容易接受，其逼母嫌疑也就洗脱了。
在华夷之辩的问题上，雍正也不合时宜地引用了许多反清言论，主观上当然是便于有的放矢，但客观上，却起了反宣传的作用，有可能被利用为反清的思想武器。如曾静所言：“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来做主”。别的还好说，惟有中国几千年来培养出来的华夷观是不容易被消灭的。因此也只能是欲盖弥彰了。
由此看来，雍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是极有远见的，是“出奇料理”，但有点自作聪明，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这也就难怪乾隆即位以后，就立刻下令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凌迟处死曾静、张熙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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