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中寻求机遇-清代韬略

老虎在狩猎时往往要潜伏很长时间，而后才给予猎物致命一击。擅长渔猎的后金民族早就从大自然的弱肉强食中学到了这个宝贵的经验。况且后金偏安一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靠实力是拼不过明朝的，只能用他们鹰隼般的眼睛去捕捉那一瞬即逝的机遇。弱小的地位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等待，敏锐的头脑也让他们抓住了一次又一次战机。

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后金的领导者都坚守着疾徐相为变的用兵原则。从战略上讲，战争是敌对双方共同导演的戏剧，在战争中，双方的诸多要素，如人事、后勤、器械、策略等是不以一方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军队的主帅不拘泥于成法，能够因时、因势、因地、因情、因机，随时调整部署，审进退机宜，治人而不为人治。

因此善用兵者，“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分合无常制，进退无常度，动静无常期，伸缩无常势”。而具体到某一战役上，善待时机的重要意义在于灵活机动，它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不利条件，作为自己取胜的突破口，避免自己的过多损失，变不可胜为可胜。

努尔哈赤从起兵开始，就充分利用一个个伐明的时机。尊明为正朔，整整在辽东隐忍经营了三十余年，揭竿一呼，才有前面连下开原、铁岭之盛况。而后，他和他的继承者，将这一策略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在战场上屡屡奏功。

明朝末年党争激烈，阉党、东林党互相攻击，与此相关联的则是在情势最吃紧的辽东将领屡次易人，有才干者少，无才干者多，甚至有里通外国者，导致辽东形势好一时、坏一时。受其影响，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明军人事的变动，伺机而进。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对明朝的第一次大捷，对明廷来讲，不亚于一场地震。为扭转战局，也是为了平息朝野的喧嚣，明廷终于起用原御史熊廷弼经略辽东，代替丧军侮师的杨镐。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七月，熊廷弼离京赴任。此时正值开原、铁岭相继失陷之后，明朝驻辽东的军队，将多亡，兵多残弱，粮饷不足，战马疲惫，辽东百姓饱受战火摧残，哀鸿遍野。熊廷弼到任以后，紧急整顿边防，招抚流亡，严肃军纪，修城治器，设重兵于形胜之地，派游骑扰敌于经行之路，试图恢复大业。任期一年，辽东防备就面貌一新，士气重振。

辽东形势的变化，给努尔哈赤的进军计划造成了严重阻碍，但他还是存在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辽已败坏至此，熊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得来”，你熊廷弼再能干，一下子能改变局势吗？如此看来，努尔哈赤对中原王朝的情况还是有不太了解的地方。他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进军事宜，降将李永芳深知明军根底，劝阻道：“凡事只在一人，如愍一人好，事事都好。”

待到熊廷弼任职一年后，努尔哈赤看到辽军军容整肃，八旗兵屡进屡败，才放弃了这一线希望。于是决定改变计划，先取叶赫，完成女真部族的内部统一，也好解除后顾之忧，等待时机再全力进攻辽东的明军。

机会真的又来了。正当努尔哈赤一筹莫展之时，明朝却自坏长城。在激烈的党争中，熊廷弼被廷臣排斥，受弹劾而罢官，朝廷任命“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代为经略，导致刚刚巩固的辽东防线再遭破坏。努尔哈赤捕捉到这一信息，立即发动了辽沈之战。

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春，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将沈阳团团围困。本来沈阳城非常坚固，八旗兵又善野战而弱于攻坚，如防守得当，后金几无取胜的机会。但驻守沈阳的明总兵官贺世贤有勇无谋，竟避敌所短击敌所长，以家丁千余人出城迎战，结果身中数十箭而死。被贺世贤收纳的后金谍工此时乘机起事，割断吊桥绳索，放下吊桥，引导后金军蜂拥而入，后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沈阳。

拿下沈阳后，明辽东首府辽阳门户大开，努尔哈赤命军队向南一路狂奔，一鼓作气乘胜直捣辽阳。

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绝不是贺世贤的专利。在辽阳，代理经略袁应泰犯了同贺世贤一样的错误。沈阳的一幕在辽阳演出了第二场，除个别细节作了修改，连剧本都不着改动。先是袁应泰率军出城迎战，败入城中，混入队伍的后金间谍又乘乱焚烧城内草场、火药库做内应，内忧外患之中，明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后兵败城陷，袁应泰自缢而死。

明朝辽、沈失陷，情势更加危急，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明廷这次似乎吸取了教训，对熊廷弼格外优礼，不仅赐给他麒麟服，还给他佩上尚方宝剑，希望他以一人之力扭转辽东局势。但令人失望的是，依附阉党、“素不习兵”的王化贞同时也被任命为广宁巡抚。李永芳说凡一人好，事事都好，这回有了姊妹篇，凡一人坏，则事事都坏。此人以兵部尚书张鹤鸣为靠山，完全不将熊经略放在眼里，导致辽东经抚不和，也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熊廷弼根据后金军的兵力特点，主张固守广宁，以守为战，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王化贞却自大轻敌，坚持速战，两人各执一端，无法达成共识。朝廷也为此争论不休。王化贞属阉党，熊廷弼则属于东林党。内阁为阉党把持，党护王化贞，东林党则抨击魏忠贤。正当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朝廷上明火执杖之时，努尔哈赤已做好了进兵的准备。

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复职，心里还是有点惧怕的。所以在夺取辽沈后，并没有轻取广宁。而是多派间谍，探察明军动静。当得知辽东经抚不和，熊廷弼受朝廷牵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辽东防备根本没有什么改观后，终于决定出兵广宁。

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正月，后金兵西渡辽河，在西关堡同辽军守将熊一贵展开激战，熊一贵的兵力很少，根本不是后金军的对手，而主张速战的王化贞却龟缩广宁，在熊廷弼的紧急催动下，才派兵增援，结果中途又兵败沙岭，熊一贵得不到增援，以寡击众，虽奋死抗击，而终于矢尽粮绝，最后只好自杀殉国。

这场战役，在熊一贵的坚决阻击下，后金军虽以胜利告终，但也遭受到了严重创伤，已不敢轻易前行。不料明军后院起火。王化贞的心腹爱将孙德功从沙岭败退后，和后金暗通款曲，已决定向后金献城邀功。王化贞不知道，仍让他承担守城重任。孙德功马上堵城门，封银库、火药库，王化贞差点成了瓮中之鳖，在参将江朝栋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逃而出。

广宁失陷，明廷应负用人失误之责，但却将一切罪责推给了熊廷弼。可怜熊廷弼一生赤胆忠心，未能洒血疆场，处死之后还要传首九边。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以此为中心，四出袭扰，连下明城，势力达到起兵以来的最高峰，逐渐逼近山海关。

面对后金的进攻，明朝不得不重新选派人员，袁崇焕以其对战阵的熟悉及远见，被破格起用，并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赏识。后孙承宗代替消极防御、主张退守山海关的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二人成为很好的一对搭档。袁、孙二人戍守宁远，徐图进取，使辽东前线前伸二百余里，并筑宁远城，使其由弃土变为关外重镇。短短一年有余，辽东形势大有改观，“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

辽东局面稳定了，明廷中的奸宦又开始活跃起来。不久，孙承宗被罢去，阉党高第代为经略。他一到辽东，就下令尽撤关外戍军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虽力争，但迫于权势，无法扭转局面，只有以身许国，坚守宁远不撤。

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后，又等了一年有余，终于等到了孙承宗被罢，宁远孤悬的时机。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率十三万大军，进攻宁远。不料这次他却打错了算盘。袁崇焕虽孤军在外，无援兵可恃，但励精图治，将宁远守得固若金汤，努尔哈赤所依赖的间谍人员无法进入，自然无法从内部攻破。况且攻城非其所长，袁崇焕又坚守不出，努尔哈赤就没有多少胜算了。(www.xing528.com)

二十四日，后金军开始攻城，一部以箭矢仰射城上，一部在城墙火力薄弱处凿城，明军则以西洋大炮、铁铳下击，后金兵死伤惨重，凿城者的尸体堆积城下，不忍卒睹，好不容易凿开的三四处城墙，也很快就被明军夺回了。

在明军大炮的乱射中，努尔哈赤的大帐也被炮火击中，努尔哈赤受了重伤。统帅受伤，危在旦夕，后金军只有从宁远退兵。宁远之战成了努尔哈赤耻辱的见证和人生的终结，为这位枭雄留下了令人唏嘘的人生败笔。宁远战后不久，努尔哈赤就去世了。

宁远的失败是冷兵器时代的谋略在遇到热兵器投入使用后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失败，明军大炮的使用，已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同时，努尔哈赤也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袁崇焕。这也为后来皇太极间杀袁崇焕留下了伏笔。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后金社会业已出现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经济上由于明朝停止了后金的朝贡和互市，又遭受严重天灾，处于极其穷困的境地。

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假以时日不可，为了争取时间，皇太极打出同明朝议和的旗号，以储备力量，待机而动，进取中原。他通过朝鲜、蒙古和明的官吏不断向明朝政府转达后金求和的愿望。

此时明守将高第被免职，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为了休整军队，修葺城池，也主张议和备战。早在努尔哈赤死时，他就派人借吊丧之机，向皇太极发出求和信号，两人一拍即合。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信中，做出了让步，提出去掉天聪年号，奉明朝正朔。

但皇太极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议和，他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是不屑于与一个曾经附属于自己的蛮夷之邦和平共处的。它只是一种策略，意在大捞政治声誉，收揽人心，稳住明朝辽东军队。就在高喊议和口号的同时，他大力修整武备，五次进关袭扰，掠夺人民、财物，运往辽东，借以恢复势力，消耗明朝国力。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一面议和，一面采用跳岛战术，直逼北京，间杀了袁崇焕。

崇祯七年（1634），皇太极再次入关，攻打宣府、大同两大拱卫京畿的重镇，抢掠大批人口、财物后，便退回沈阳。

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定国号为清。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明。清军围绕北京，遍蹂畿内，掠十八万人畜，由冷口安然返回。

这几次入关都是在京畿一带攻掠，并无深入。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第四次入关，则由京畿踏入河北、山东，转战半年之久，极大地消耗了明军的有生力量，掠获人畜四十六万二千余，黄金四千余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余两，中原民生涂炭，后金则大发了一笔横财。

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在辽东攻下松山、锦州，俘明辽东守将洪承畴、祖大寿。

这时，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起义军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明统治阶级欲勾结满人共同镇压农民军。崇祯帝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派马绍愉前往关外，同皇太极谈判，并带回议和条款，结果事情不慎泄露，全朝哗然。崇祯为了推卸责任，处死陈新甲，导致议和破裂。皇太极见议和未成，为了进一步向明统治者施加压力，于是派兵入关，深入畿南，转入山东，俘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五十万头。

清军五次入关，但并未在关内占有尺寸之地，那是因为辽东重镇山海关犹在明朝手中，有此关在，清军入关便有后顾之忧，而皇太极的目的不在土地，而在于掠夺人财，骚扰敌国。他在等待时机，取下山海关，方作夺地打算。但机会到来时，皇太极已无福消受了，责任使落到了辅佐小皇帝福临的摄政王多尔衮的肩上。

崇祯十七（1644）年，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处于义军和清军的势力夹缝中间，处境窘困。他要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时农民军的决策出现了失误，对地主阶级的镇压过于激烈，特别是连山海总兵吴三桂在京的老父吴襄及爱妾陈圆圆等也饱受凌辱，这无疑让吴三桂萌发了仇恨之心。

后金统治者则趁机发动攻心之术，让早已被清俘降的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以及旧日上司洪承畴去信劝降，多尔衮也亲自致信吴三桂，提出与吴三桂合作，共同进攻李自成，为明朝君父报仇。

五月十八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农民军开赴山海关，二十四日包围了关内城镇山海城，又出奇兵二万骑，从山海西一片石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切断了吴三桂与关外的通道。吴三桂处于被围的困境，处境十分危险。左右为难的吴三桂经过权衡，终于向后金伸出橄榄枝，回信多尔衮，请求“幸王速震虎旅，直入山海”。

二十六日，清军抵达山海关，在一片石击溃农民军，吴三桂乘机炮轰农民军，突破包围圈，与清军会合，打开关门迎清军入关。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就这样落入后金之手。清军前无障碍阻隔，后方也再无干扰势力。从此清军长驱直入，开始定鼎中原的辉煌时期。

努尔哈赤和他的后继者们巧妙地利用了对手内部的危机寻找战机，既减少了兵力的消耗，也充分发挥了后金军队善于野战短于攻城的特点，尽量避免攻坚战，而是努力从内部攻破，基本上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从而保存并扩大了实力，逐步从弱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