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谋士困惑：清代韬略与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在突如其来的变局之中，清廷上下一时显得手足无措。尽管开动脑筋、挖空心思般地运思筹谋，但传统的文韬武略终难解决几乎全新的课题，屡经挫折，堂堂大清王朝已由当年的生机勃勃转而暮气深重。对洋人，从卑视到重视，进而惧怕，甚至一点点丧失战胜对手的信心和勇气。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是近代具有新意的谋略思维之起点。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王朝上上下下对西洋的坚船利炮有了深切的感受，传统的天地变得似乎陌生了，沉重的失落感降临在满腹经纶、韬略的天朝官僚、士大夫的心头，激发了不少关心国家命运、担忧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去思考。最早认识到了解“夷情”之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去考察“夷情”的是众所周知的林则徐，他不顾种种非难，坚持了解“夷情”的举措，实具有破冰开路的意义。战败的屈辱，促使人们对“外夷”的认识发生变化，亦触发了人们对清朝认识的改变。魏源敏锐地认识到英国的长技所在：战舰、火炮、养兵练兵之法。因而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夷害不已”愈益加深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冯桂芬痛感当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林则徐的这位弟子继承了林、魏思想的精华，并且加以发挥、深入，提出了颇多有见地的观点，如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等议论的中心就是为“御夷”而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御夷则是空话。同时，他还提出了“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观点，其实质即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部分。

咸丰、同治朝之交，朝野上下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救亡图存之唯一途径，在于“借法自强”。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自不必讲，就是如奕譞、世铎等王公大臣，王先谦、刘锡鸿等守旧分子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时称“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师外夷”“变成法”的呼声“一唱百和，万口同声”。早期洋务思想，与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颇为相似，许多人都是受到魏源学说的影响而加入洋务行列中去的。著名的洋务派官僚丁日昌曾形象地把练兵、造船、制炮、办工厂等洋务事业比作“驱虎狼”的手段，目的极为明确，“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师外长之长技以为己之长技”。左宗棠后来重刻魏源《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声称自己“设局造船”等作为，就是“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说的落实。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的萌发，也受到魏源学说的影响。直到1924年，梁启超指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一种方略，蕴含着极为深刻、广泛的内容，激发着无数仁人志士卧薪尝胆，发愤努力。不仅如此，魏源的《海国图志》东传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六年（1856）的三年时间里，日本出版印刷的《海国图志》版本多达二十种以上。

就在“夷害不已”的同时，“内乱”也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广大范围内波及开来。道光三十年（1850）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结果，轰轰烈烈的运动历时十八年之久，席卷了中国的十八个省份，先后攻克过六百多座大小城市。清政府不得不在“制夷”未成的局势下，对付“发捻逆贼”，甚至将此视为心腹大患。与此相应，“夷害”退到肘腋之患的次要地位。

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到金田首义，永安突围，建都南京，西征、北伐，屡破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运用中国丰富的谋略智慧，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一时间竟使清廷喘不过气来。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了一批清王朝所谓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刘坤一等等，在他们身上，传统的与近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新的与旧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多种因素交错混沌，矛盾复杂，犹如他们所主持的事业，一言难尽。即以“中体西用”的洋务宗旨而言，一方面，它有意维护纲常名教、道义准则的意义；另一方面，这样的提法，也有策略上的考虑，也就是说要借助这种提法，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引进西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艺遭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而反对的理由就是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只要忠信礼义不衰，国家就会强盛，根本没有必要引进西方的技艺术数。纲常名教在中国经数千年熏陶，根深蒂固，要想驳倒守旧派，赢得较多人们的支持，在承认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或者在表白自己对立国之本坚信不疑的同时，再来论证西方技艺在富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对策。“西学中源”论乃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等，无不是在当时情况下，为推进一种新的理想或事业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重心在于西学，其目的在于改制，至于对其源流的论证是否严谨，孔子是否为改制，则是次要的。(www.xing528.com)

正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的事件那样，洪秀全之创立拜上帝会，并非真正为宣扬基督教的理论，他以及他的天父天兄等同仁，也不一定都真正信仰上帝及其相关教义，而是要利用这样一种形式、利用教义中的一些内容来发动、组织自己的队伍。然而，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这场农民运动，却有着新的时代特色。太平天国运动的理想蓝图，及其借以发动、组织群众的教义、思想纲领，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中，既有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也有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又有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同时还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吸取了部分原始平等思想，其太平天国之名称即以中国理想中的“太平”加上西方宗教中的理想“天国”而成。至于后来由洪仁开提出的《资政新篇》规划，更是主张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近代文化，包括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新闻制度以及一系列价值观念，以此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这些看上去似是而非甚或格格不入的主张、思想观念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杂糅于一起，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些策略尽管最终没有实现，却也在晚清思想界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清廷统治江河日下的局势下，爱新觉罗皇室也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家天下，其中最为显眼的人物是权欲无止、权谋颇深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自从她发动“祺祥政变”，一举击败肃顺等八位赞襄事务王大臣而垂帘听政以后，摇身成为晚清政局的主宰者。此间她耍过多少权谋，无法确切统计，但她控制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扼杀“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大权谋却为人们所共知。不过，她自以为得意之谋的晚清新政及溥仪即位的安排，倒成为促成清王朝崩溃的直接因素之一。

如果从入关统治中国的顺治朝为始考察清王朝的兴亡，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始终：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扶持六岁的福临登上皇位，拉开了清王朝统治全国的序幕。宣统元年（1908），同为摄政王的载沣抱着三岁的溥仪登上帝位，但仅仅三年时间便倒台了。多尔衮与福临之兴，非仅仅是顺治朝之兴，而且是一个强盛帝国之兴的开始；载沣与溥仪之倒台，亦非止于宣统朝之倒台，而是整个清廷统治的灭亡。这一兴一亡，当然不能排除个人素质的因素，如多尔衮之与载沣之间的差距，不过，就是多尔衮再世，恐怕也难以挽救晚清灭亡的命运。这不仅使人想起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一座大厦将倾之时，大厦之主子——犹如贾老太、王熙凤、贾政等，谁不是满腹计谋？以致大厦中无处无计谋，无时不算计，机关算尽，可结果呢？

谋略再高明，终难以将夕阳西下谋为旭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