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代的弛张之道：清代韬略揭示的宽政原则

入关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动荡、恢复，清代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阶段，迎来了为颇为后人称颂的“康乾盛世”。盛世之出现，固然可以说“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建构起来的，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作为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又与本人及其谋士的才识、胆略、运筹帷幄等密切关联。

就康雍乾三朝总体而言，其主要的统治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各有特色，最突出的就是在为政宽严尺度的掌握上，恰好与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严相济”相吻合。总体看三朝如此，分别考察三朝亦是如此。康熙朝早期尚处于戎马倥偬的初创状态，往往事出非常，难以一概论之。中期以后，清廷统治逐渐稳定并走上正轨，康熙皇帝的行政方针也表现出显著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倾向。他这样说道：“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政治之本在宽仁。”“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康熙朝晚期之所以出现不少弊政，一定程度上与其政尚宽仁有关，以致被人指为姑息养患之结果。

雍正为政尚严，雷厉风行，固然与其“刻深惨毒”之性格有关，却也不能否认他有意纠正乃父失之过宽之弊，严行整饬的因素。雍正即位后连发谕旨，所指甚为明确。他针对诸多弊端指出：“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于是勒限追缴亏空、严厉整饬吏治，甚至于大兴文字之狱等厉政。因此，史有“雍正改元，政治一新”之说。

乾隆皇帝即位，清朝行政风格又换了一番景象。就在雍正刚一去世，乾隆立即以其父遗诏的名义表达了自己将改严政为宽政的主张。雍正遗诏所谓“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议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说实为乾隆之意，只不过是借乃父名义，以使宽严过渡得更名正言顺，以便于推行而已。在此后的许多次相关论述中，乾隆更为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他评论其祖父、父亲的为政风格道：康熙时期是“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他主张应该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并公开声明“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

如果进一步分别对三朝加以具体考察，则所谓宽者，并非一味地宽，更非纵弛之谓；所谓严者，亦非一味地严，更非刻薄之谓。因时更化，宽中有严，严中带宽，目的是导之于至中。刻薄有害于民生，纵弛有妨于国事，皆不利于统治秩序稳定，非最高统治者所愿。(www.xing528.com)

康熙朝六十余年，是拨乱反正，孜孜求治的一朝。康熙为政“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在康熙朝的宽政中，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一些宽松的政策、措施来缓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敌对情绪，收到了显著的成功，表现出非常高明的谋国、谋治的智慧和韬略。清代初年，由于满族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在大肆屠掠的同时又严行薙发易装，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被镇压之后，仍然对清廷心存敌视，成为影响清廷统治安定的一大因素。然而，康熙并没有采取高压甚或激烈手段，反以优待礼让等行动来缓解、消除知识分子们的对立情绪。康熙十七年（1678），博学鸿词科的举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措施。谕旨称：“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次年，被举荐的一百九十余人中有一百四十三人召试于体仁阁，康熙亲自取定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五十人全部授予翰林官。被录取的五十人中，有一批知名之士，如朱彝尊、潘耒、毛奇龄、彭孙遹、邵远平、尤侗、汪琬、施闰章、陈维崧、吴任臣等；也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颙、万斯同、李塨等坚决不愿出来受职；甚至有宁死不出的，如李颙，被抬到西安后，水浆不进，绝食以示抗拒。就是这样，康熙也没有发怒，仍予优容。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来到西安，希望能够见到李颙，李颙仍然托病不出。康熙又提出看他的著作，李颙无奈，派儿子将著述送来。康熙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旌尔父之志。”对于这类软磨硬抗的行为，不加追究，反而赞勉，如此高的姿态，确实打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化解敌意的收获是很显著的。后来，康熙又开局修纂《明史》，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人虽然不愿做清朝的官，但却以“布衣”身份受聘参与工作。著名文臣徐乾学被参劾“招摇纳贿”之后，康熙也没有治他的罪，只是给假回籍，命令他在太湖洞庭山开设书局纂修《一统志》，因此又招揽了著名学者闫若璩、顾祖禹、胡渭、黄仪等。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受《南山集》文字狱牵连，本应处死，亦予以赦免，要他参加编书工作，后来，竟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官”。康熙在法制上主张“罪疑惟轻”，他认为：“与其绳以刑罚，使人怵惕文网，苟幸无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不忍为非。”

在用兵方面，康熙注重招抚化解之策，在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叛乱等战争中都有显著体现。这些都与其以宽行政、以德化民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谋略智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讲求实用、随机灵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治，在三位精明干练的君主的运筹下宽严相济，实即务实灵活的结果。康熙认为：“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他反对徒托空言、拘泥章句、株守一隅的学问，以有裨于治道乃为有用。雍正亦认为法久弊生，必须因时制宜，进行调整补充，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乾隆总结乃祖乃父的经验教训，更是主张“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的，“有治人，无治法”之说，也是他时常引用的“金科玉律”。康熙也好，雍正也好，乾隆也罢，他们主张“审时度势”“损益随时”的高明所在，就是为自己随政治形势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为按照自己的好恶、喜怒来调整祖、父既定的政治方针保留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乾隆初年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对乾隆即位后较多地调整统治政策、纠正雍正朝为政的做法，以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傅鼐和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就提出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祖制。乾隆皇帝便是以“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的理论进行反驳的。康雍乾盛世的出现，与最高统治者务实灵活、宽严互济的政治指导方针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