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明清交替及汉族合作者的贡献和作用

明清交替，曾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ric E.Wakeman，Jr）在其名著《宏伟的事业》（或译作《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开篇就引用了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的如下记述：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主，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则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不过，与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以及蒙古族入主中原相比较，清朝取代明朝，还是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其原因也涉及诸多方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满族，特别是其统治阶层，早在入关之前就较多、较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此外，许多“汉族合作者”的突出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族合作者”的主要作用和贡献正表现在大政方针、韬略的运筹方面。

据文献记载，清王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注意从汉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据说他从小就懂满、蒙、汉三种语言，能够阅读汉文、蒙文典籍，而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富有谋略故事的图书，这使他得益匪浅。努尔哈赤不仅是受益者，而且是传播者。就算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他都会给部下讲历史、讲兵法。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就聘请浙江人龚正六为师傅，让他教儿子们读书学习。起兵之初，也就是他有志于天下之始，他就深刻认识到文化知识、智慧对于得天下、治天下的重要意义。

皇太极是为努尔哈赤诸子中识字最多的一个，而重视汉文化、重用汉族士人、运用传统韬略方面，他比其父更为积极，措施也更为得力。这一点应该是他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大贝勒的重要差别所在，也是他在四大贝勒共治国政局面中得以提高自己地位、加强汗权并得以最终称帝的主要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在随努尔哈赤建功立业的过程中，皇太极愈益体会到不读书、不明义理对自己事业的危害，所以，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号召满人诸王、贝勒们学习，规定满族儿童必须读书，以明义理，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的尽忠朝廷、行孝亲老的观念。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

皇太极很重视，学习汉文化，并重用汉族士人。朝中设有满汉大学士、巴克什，帮助他学习文化知识并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更是在汉族士人的建议、设计下，完全依照明朝体制建立的。在各部又特别设有启心郎一职，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管理部务的诸王贝勒大臣们学习汉语，教他们掌握汉族官僚政治运转过程中的规章制度。皇太极还通过改革努尔哈赤时代创制的老满文来加强满汉文化的交流，以满文翻译了一大批汉文化典籍，其中著名者如《孟子》《通鉴》《三略》《三国志》《六韬》《刑部会典》《素书》《万宝全书》《大乘经》等等。

早期归附的汉族官僚和士人在皇太极时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胡贡明、马国柱、王文奎、雷兴、徐明远、朱延庚、刘清泰等，都是皇太极时代的智囊团成员，或者为皇太极的军国政事出谋划策。其中尤以范文程最受倚重，他对清王朝的创建贡献也最大。史称皇太极对范文程“倚重特至”“资为心膂”，所有军国大事，范文程无不参与。“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这样的记载也许不无夸张，却反映了范文程与皇太极的关系以及皇太极对他的信任。遇有关键性的决策问题，皇太极更是要与他反复商讨，甚至于范文程因病休养时，有不少问题难以解决，也就干脆不决，特地等到范文程复出后再行议定。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对范文程更为器重。因此，范文程更是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为清王朝服务。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身任内枢密院大学士的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南取中原的全面计划和策略，他认为：明王朝内政腐败，人民丧乱，又在“流寇”及大清政权的夹击下，失败已成定局，清军进取中原的机会已经成熟。此时此刻，清政权表面上虽然仍是对明王朝对抗、争取天下，但是，实际上的阻碍已转到农民军方面，清政权进取中原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老百姓和士大夫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个分析应该说是全面的，对清兵入关及定鼎中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清廷得到李自成占领北京，明王朝被推翻的消息后，摄政王多尔衮立即召见病中的范文程，咨询进兵中原的大计，范文程提出了“兵以义动”“统一区夏”的决策，史称“举国咸韪公言，大军遂发”，在为明宗室复仇、救百姓于水火的口号下，清军很快在中原立住了脚。“兵以义动”，简单的几个字蕴含了极高的谋略境界，这就是儒家谋国治国的仁术核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兵以义动，就是要改变过去以掠得人口、财富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从收拾人心入手，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得民，从而真正得国，实为定鼎之言。顺治年间清廷的作为及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范文程这一谋略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