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很多国人会想起列宁。因为中学历史课本上，有列宁的“金口玉言”：“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于是乎，知道“熙宁变法”的国人没几个，但大都知道“王安石变法”。
中国古代史官言“王安石变法”，贬义很明显，直指是他“一个人”的变法，乃是不得人心的“变法”。
其实，列宁对于王安石到底是谁，估计也不甚了解，而列宁“夸奖”王安石的一句话，原本出自这位伟大导师一篇文章的小注，文章全名是《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在此文中，列宁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类土地意见表示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土地，但不应当要求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紧接此段文字的括号里，列宁加上一句：“持这种意见的大概有芬恩同志，可能还有普列汉诺夫同志，虽然他的意见不明确。”紧接着，列宁大力赞许俄国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反抗，竭力支持第四类意见：“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列宁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后，他又在上述言论后引出小注放在文章后面，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列宁在注释里写道：“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紧挨这句话，列宁还加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才是广被中国人断章取义引用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纵观之，这句话只是说明意义的表述文字，并非赞语或评定语，国人只取半句，完全是生吞活剥。
列宁在注释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如果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说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
其实，不仅列宁对王安石不甚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也不甚了解，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反对土地国有化，认为“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他抨击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雷克鲁从俄国汉学家扎哈罗夫那里搬抄中国宋代土地“共产主义”的故事，把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主张土地国有的人讥讽为“俄国的王安石们”（也喻指列宁等人）。
列宁对此当然不服气，反言相击，意思是你普列汉诺夫别拿“王安石”说事。
可见，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对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深入了解，正如我们国人常常说起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人，但对于这些“高人们”真正的思想，根本不知就里（倒是知道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和《米老鼠和唐老鸭》中的一条狗名叫柏拉图）。
王安石变法，从来没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一丝一毫内容，倒是其反对派诸如大儒程颢等人一直主张倒退到中国上古的“井田制”，那才是真正的“土地国有”。
王安石变法，近一千年来，臧否不一，众口纷纭，好的说他“富国强兵”，坏的说他“剥民兴利”。其实，现代以来，对王安石最为推崇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与王安石“抑制兼并”“均济贫乏”的主张相合。而后，国民政府的“保卫团法”基本就是王安石“保甲法”的现代版。
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安石变法到底有哪些内容？变法的前因后果又如何呢？所有这一切，当从宋真宗崩后加以交代。
宋真宗晚年，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凡事多决于刘皇后。
说起这位刘皇后，那真是历史上一大传奇式人物。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国版灰姑娘遇王子，好梦成真的大美满真人剧。不知为何，后世评书艺人和劳动人民不买账，又有戏剧《狸猫换太子》对她大肆“诬蔑”，把她刻画成阴险妇人，真是匪夷所思。
刘皇后是益州人，完完全全不掺假的川妹子，她之所以编出其祖父从太原来的谎话，无非是想冒充北汉刘氏皇族的支属，抬高自己的门第。其祖其父也没有做过什么将军、刺史，皆是小买卖人，土得掉渣的蜀地汉人，绝非北汉刘氏沙陀种。
《宋史》又讲，刘皇后自小就父母双亡，由姥姥养大，擅长“播鼓”。实际上是做小买卖时摇拨浪鼓以招徕客人。“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正史中这句话更有猫腻，银匠龚美为何把刘氏这么个少女带入京师做买卖呢？实际上，是刘氏家穷，十二三岁即把她卖给了龚银匠做老婆，播鼓招徕顾客。时为襄王的宋真宗微服行于街上，看见这位川妹子貌美如花，很快就勾引到手，给老实人龚美不少金银，把刘氏弄入自己的襄王府中藏娇。
当时，别人没说什么，同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宋真宗乳母王氏不干，认为刘氏出身太微贱，向宋太宗告状。太宗不满，时为太子的宋真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刘氏小姑娘送出王府，送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张耆家中躲避。宋真宗即位，马上把刘氏迎入宫中立为美人，后又进为德妃，最后封为皇后。
宋真宗如此迷恋刘皇后，一方面是小姑娘貌美，另一方面估计是刘氏破瓜早，深晓云雨之事，比起宫中那些大家闺秀出身、床上放不开的嫔妃，自然另有一番风情。
宋真宗待刘皇后前夫银匠龚美也不薄，让他改姓刘，以刘氏的兄长相称。后来，这位“刘美”一直做皇家包工头，还做到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的大官。六十花甲之年，老刘才善终病死。
宋朝皇帝就是仁德，如果放在北朝或是以后的明朝，肯定要诛杀成千上万的人来保守这个“秘密”，真宗皇帝竟如此“和平”解决了“同情兄”的问题，让人大跷拇指！
刘皇后不仅仅是漂亮，而且通晓书史。宋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刘皇后多陪他批决奏疏。可见，刘皇后虽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却冰雪聪明，不是那种只有漂亮脸蛋子的无脑美女。
真宗皇帝多病，刘皇后当权，大臣寇准、李迪深以为忧。真宗皇帝的病时好时坏，一次，他清醒时，枕着太监周怀政的大腿，与这位公公商议太子监国的事情。
周怀政本人就是太子宫属，当然希望小主人（日后的宋仁宗）秉政，就出宫与寇准等人密议。寇准酒后失言，消息泄露，周怀政颇不自安，就与几个太监密谋，要杀掉丁谓，以寇准为宰相，拥真宗为太上皇，让当时还是太子的宋仁宗为帝，罢黜刘皇后。
与周怀政共谋的太监想立功，反而密告丁谓。丁谓连夜行动，派人逮捕周怀政等人，并把审讯结果上呈真宗皇帝和刘皇后。
宋真宗听说周公公想把自己架空，自然很恼怒，下诏杀掉了周怀政。丁谓也添油加醋，把本不与谋的寇准也外贬，并欲置诸死地。想当初，丁谓正是由于寇准的提拔才得以入朝任参知政事，却恩将仇报，这自然是小人惯有的行为。
真宗皇帝下诏，表示军国大事仍旧由自己亲决，“其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
皇太子当时是十来岁的小孩子，朝中大事其实是刘皇后和丁谓说了算。
寇准虽是大忠臣，但他只想着怎样去掉母后干政的威胁拥立太子，没有想深一步——天下治道，以孝为先。刘皇后乃太子嫡母，总不能把妈杀了，再立一个少年为帝吧。
真宗皇帝崩，遗诏太子赵受益更名赵桢，柩前即位，是为宋仁宗，时年才13岁。
大臣王曾奉遗诏入殿庐草拟制书，“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丁谓想去掉“权”字，因为“权”是“暂时”的意思。王曾力争，认为“权”字不可去，不得坏祖宗成法。丁谓无奈，只得依从。其实，丁谓之意，并非是给刘太后手中加权力，而是想打着刘太后的旗号，自己可以长期在朝中掌政。
丁谓大权在握，马上结交时为“内押班”的太监雷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帝（仁宗）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如此，丁谓完全可以自决政事，扯虎皮做大旗，凡事以“太后”说事，同列官员则“不敢争”。
此举还有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太后、皇帝两宫，都要以雷允恭这个太监作为宫内外的“传话筒”，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逐渐恃势专恣。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丁谓马上贬寇准于雷州。
但是，丁谓太轻看了刘太后，以为刘氏一妇人，皇帝一孺子，凡事皆是自己和雷允恭两人说了算，高兴没半年，这两个人，一个死，一个贬。
其实，丁谓之贬，表面上看，是因为太监雷允恭以“宜先帝子孙”
宋真宗皇后像
为名，擅自命人把真宗皇帝的陵墓改址上移，致使泉水涌出，冲毁陵址。丁谓当时附和雷允恭，自然有连带责任。但丁谓真正遭贬，还是因为他有两件事得罪了刘太后。其一，有一天宋仁宗小孩子爱睡觉，刘太后传旨中书省，想一个人上朝见群臣，丁谓闻知，坚称不可，刘太后为此愤恨；其二，丁谓算计内宫的花费财用，太后更加恼怒。
妇人之怨，易怒难消，加之刘太后是聪明人，她知道丁谓与雷太监一里一外想架空她，盛怒之下，处死雷允恭，贬丁谓于崖州。本来，刘太后还想处死丁谓，有大臣认为仁宗皇帝刚继位就处决大臣“影响不好”，才“从轻”发落。
丁谓“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沦落到这份儿上，仍然算计。当时，他家属皆在洛阳，于是，他修书一封，在信中把自己大骂一顿，称自己“深负国恩”，嘱咐家人不要埋怨“国家”。然后，他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洛阳的地方首长。
这么一个大罪人有信来，洛阳的官员当然不敢亲自开启，怕惹上与丁谓“交通”的罪名，就直接上呈朝廷。刘皇后与小皇帝见信后生出怜悯之情，就下令把丁谓移至更近些的雷州。机关算尽，数年后丁谓以“秘书监”的身份致仕，但再也未能“东山再起”。坏人下场，还算不赖。
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如同皇帝一样，要说她完全没有“想法”，也不实际。一次，她问参知政事鲁道宗：“武则天是什么样的帝王呢？”鲁道宗是正派人，当然听出刘太后弦外之音，直言道：“武后，乃唐朝罪人，差点毁了社稷国家！”刘太后默然。
上朝时，又有小官趁机巴结，要刘太后立刘氏七庙以显尊崇，鲁道宗反驳：“若立刘氏七庙，皇帝家该立几庙？”
还有一次，刘太后、宋仁宗一同去拜佛，刘太后想安排自己的凤辇在小皇帝的仪仗之前，鲁道宗上谏：“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妇人不能在前。”刘太后顿了顿，想了想，还是依礼在宋仁宗后面礼佛。
鲁道宗直谏，但总给刘太后“面子”。当时的秘阁校理范仲淹不然，他上书认为，宋仁宗在宫内朝拜刘太后，是行家人礼，当然可以。但是，天子与百官同到朝上向刘太后施礼，是亏欠君主礼仪。
宰相晏殊听说后，吓得够呛，他把范仲淹叫来训斥：“你这小子如此狂率邀名，这不是连累我吗，后悔当初荐你为官。”
范仲淹正色言道：“我正是怕别人议论您推荐我当官而不称职，才直言上疏，不料今日反以忠直得罪您！”
晏殊无言以对。
不久，范仲淹又上书让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朝廷不报。
刘太后不喜欢这个倔直的臣子，便把他外放为河中府通判。即使身在朝外，范仲淹仍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皇帝。
明道元年（1032年），“先帝”宋真宗的一个普通嫔妃李氏病死。此人在真宗时只是个“婉仪”，仁宗即位后，一群“后妈”皆进位，李氏得封为“顺容”。病重临死，李氏才进位“宸妃”。
按理讲，皇帝嫔妃众多，死一个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宰相吕夷简闻知此事，即刻入宫见刘太后。李氏之死之所以能惊动当朝宰相，是因为其中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李氏不是平常人，她是当今皇帝宋仁宗的生身之母！
李氏本是杭州人，入宫后做真宗刘皇后的侍女，地位卑贱。真宗皇帝一次兴起，顺便就把刘皇后的这个俏丫鬟给“幸”了，李氏怀上了日后的宋仁宗。
孩子生下后，当时还是德妃的刘皇后就把孩子养为己子。真宗皇帝自己不对别人说，别人当然更不敢张扬。而且，刘氏当时把小孩子养为己子，实际上无形中也提高了这孩子的地位。
刘皇后养仁宗为子，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天天喂奶换尿布，只是她对外宣称这孩子是自己所生，一切养护工作皆由她亲如姐妹的杨淑妃进行。
李氏日后又被真宗皇帝“幸过”，生有一女，刚生下来就死掉了。虽然与“真龙”有过数次云雨之欢，还育有龙子，但李氏地位微贱，无论真宗皇帝生前死后，她都默然处于一大堆嫔妃之中。
其实，按当时人的心情，李氏心中已经非常满足，自己一个丫鬟出身，能得幸于天子，为皇帝诞下龙子，已是天大的恩宠。
仁宗当皇帝10年，已经23岁，仍旧以为刘太后是其生母，对李氏一事全然不知。
宋仁宗不知道，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却知道这个秘密。听见刘太后在内宫要以一般宫人的丧仪埋葬李氏，老吕赶忙入宫，建议朝廷对李氏的埋葬礼仪规格要“从厚”。
刘太后一惊，忙让仁宗皇帝先下去，自己留下与吕宰相商议丧仪之事。
宋仁宗不知就里，他对父皇的这位李妃根本没有印象，自然乐得清闲，出殿游玩去了。
刘太后站起身，隔帘问吕夷简：“死了一个宫人，怎么劳您宰相问此事？”
吕夷简回答：“为臣乃宰相，事无内外，都应该过问。”
刘太后听出老吕话中有话，怒问道：“相公您要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意思是你想通过厚葬李氏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吗？
吕夷简当然是厚道人，他回答：“为臣所以劝太后您厚葬李宸妃，是想日后保全您刘氏宗族啊。”
刘太后默然，仔细思之，深觉老吕说的有道理。
宫中太监为了讨好刘太后，上下都不好好地为李宸妃治丧。吕夷简亲自对主管丧事的太监头说：“李宸妃是当今皇上生母，如果不以适当的礼仪埋葬，以后必有因此获罪的人，到时别怪我吕夷简没打招呼。应该以皇后的服饰和礼仪埋葬，棺中充以水银。”
太监赶忙转告刘太后。此时，她也完全想明白了，于是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
李宸妃死后，刘太后心中郁郁。转年，病重期间，她服天子袞冕，到太庙行礼，平生第一次过了“天下第一人”的瘾。
不久，刘太后病重，口不能言，数次自抚其衣向侍病的仁宗皇帝示意。大臣薛奎听宋仁宗这么说，忙解释道：“太后身服天子仪服，怕死后在地下不好见真宗皇帝。”
宋仁宗大悟，下诏以皇后仪服埋葬刘太后，并以四个字“庄献明肃”来追谥。宋朝旧制，皇后皆两字谥，四字谥自刘太后始。
刘太后死后不久，就有人告知宋仁宗，他并非刘太后亲生，并说其生母李宸妃“死于非命”。
恸哭之后，为了查明真相，宋仁宗派人挖出生母棺木，亲自启视。他亲眼看见生母身着皇后服饰，加之水银灌棺保护，颜色如生，没有任何中毒等迹象。
宋仁宗长叹：“朕怎能轻信人言呢。”转而更厚待刘太后宗族。
寻找多日，仁宗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李用和在世，忙召入宫中，立授节度使之职，赏赐无数。
此时，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此人真乃正直之士，从前他虽为刘太后贬为外任，现在反而在仁宗面前为太后说好话：“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仁宗也是厚道人，下诏禁止追究太后垂帘时的是是非非。所以，戏曲《狸猫换太子》一事，完全是瞎掰。
刘太后出身虽然低贱，但号令严明，恩威加于天下，施政方面没有什么缺失。而且，她行事有理有节，每赐刘氏宗族宫内御食，皆易以寻常器皿，常说：“勿使皇宫器物入吾家也。”
真宗皇帝二妹入见，刘太后见之亲礼，赐珍珠头帕。与太后关系不错的润王妃李氏也要求得一珠帕，刘太后立刻拒绝：“二公主，乃先帝之妹。你不过是赵家老媳妇，怎能和皇姑相比。”
最可称道的是，三司使程琳曾经谄媚，上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掷之于地，怒斥：“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四面边声连角起
从宋仁宗到宋英宗
宋仁宗在刘太后死后，终于真正当上了皇帝，开始亲政。
没过几年，西夏的元昊称帝，宋夏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最终双方都大伤元气。特别是宋朝，除给辽朝“岁币”外，又要每年向西夏“赐”岁币，平添了经济负担。
不仅边事吃紧，宋朝国内还爆发了大小不一的“起义”，沂州的王伦和商州的张海等人揭竿而起，很让北宋君臣伤脑筋。
内忧外患之下，范仲淹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仁宗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中心点在于整顿吏治。但折腾了不到一年，范仲淹、韩琦等人悉数被罢出朝廷，最后以“朋党之争”的定论结局。
无论如何，宋仁宗统治时代，北宋名臣辈出，仁宗皇帝本人也“恭俭仁恕”，非刻薄寡恩之君，所以，在他当朝的年代，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忠直之臣。
当然，搞政治的臣子们，秉性脾气不尽相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欠和道德“瑕疵”，但大体上还是良臣多，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在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昇等等，皆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在历史上，似乎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位仁君，在位42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
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宗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
转年，1064年，宋仁宗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的“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嘴仗，争执不休。
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
英宗皇帝在位仅4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
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比较“厚道”，从来不想怎么“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
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19.5万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得惊人。以三班院（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为例，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4000多人，宋仁宗时人数已经过万。
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的后代，在“恩荫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子孙人数呈几何级数上升。
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皇帝驾崩，还“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分。
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等重罪，干出多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
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奢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嘛，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10头猪10只羊，消耗300支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
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的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先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
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
宋太祖赵匡胤时，禁军为宋朝精锐军队，人数不到20万。宋太宗时，禁军已有35万人，宋真宗时，数目又达43万人。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竟达83万人。所以，《水浒传》内容虽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为“80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80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有近130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四分之五都要用于军费支出。
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大都是花架子，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罕有。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每月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可想而知。
花费巨亿，宋朝就养了这些“造粪机器”。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期，宋太祖、宋太宗时期金帛山积、“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国库，变得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
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1.1613亿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1.2034亿，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做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国力一步一步走向衰弱。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札”。这些上书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但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剩下档案文件类的账本了。
血气方刚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兵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
王安石年轻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年轻的时候，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
当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到处赞誉他，擢王安石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
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一届判官，就可以上呈文表到京城求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他兴修水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称赞。
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拒绝。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
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被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地赞扬他，并要给他安排俸银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
于是，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在知州任上，王安石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的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
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认为这个大能人来，能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烧上三把火。他呈递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其时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而改变。
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在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分。”正是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闻见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4年，王安石一直不受召，在家乡守丧。先前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作秀”，其实，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也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心无旁骛。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的指头嚼得血肉模糊也不自知。
人与人的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感觉就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将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
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特别想见这个能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但王安石仍逗留在家。
宋神宗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托呢？”
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
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对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知道好机会终于来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在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www.xing528.com)
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
宋神宗默然。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却并不表现得猴急，而是慢慢悠悠，7个月之后才赴职。
此次他心中有底，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去大臣韩维家串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告父亲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政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吗要当唐太宗。”
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设置后，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己手。
王安石推荐一直力赞己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儿。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
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神宗召见王安石，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朝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赵抃等人，他们被当时人戏称为“生、老、病、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
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合。
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
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使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这么做当然有敛财的功能，但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惟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戍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弃置不用，唯恐此法用久生弊。
宋神宗像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分。
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最终会造成吏民惶恐惊疑，所以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
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中，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神宗祖母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也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汉代以来御史台又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
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做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是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
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地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
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700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收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1071年）年底，宋朝颁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为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加不少。
转年，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记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1073年），宋廷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
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制定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
养马于民看似合理，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需要规模，需要专业的技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的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545营合为355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120多万减至80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太过。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在背后支持，但赋敛愈重，天下骚然。
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猛烈的，当数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等诸多朝臣，相继因其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王安石的曾公亮，都被王挤对出朝。
“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狂妄。一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被卫士呵止。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
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最终还是杖责卫士。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嚷。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连年大旱。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但宋神宗与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他那么思想“进步”，暗忖变法是否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
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小圈子的内部也开始恶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
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只得颁布《罪己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
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销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一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
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4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他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一，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但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再召王安石入朝。
只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惬意，一扫而尽。
《纺车图》北宋王居正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
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天上彗星出现。彗星出现，在古代预示不是死皇帝就是有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害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
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分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附会。
神宗皇帝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王安石后来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用多了就不管用了。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
神宗皇帝最后顺势，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
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10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喜欢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宋哲宗年号“元祐”）。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1086年5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论定”，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20世纪，孙中山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思想内核”，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忽略不计。
其实，很多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对后世未必有利；当时多弊，对后世可能有利。就看后人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
每个时代的大哲硕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更应该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明朝大哲学家李贽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公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君臣开边意未已
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战败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当时，王安石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30余万人，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
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死于1065年），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
政治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于是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联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进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于从前，双方内心都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己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以及后来的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祚（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淫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祚为皇后，既是皇帝的舅舅、国丈又是国相，他诛杀由己，臣民都怕他怕得要死。
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度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少年皇帝抢先一步，杀掉没藏讹庞一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
谅祚执政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一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
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年仅21岁，庙号“毅宗”。这小伙1岁即位，亲政没几年，但在西夏的文治方面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7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
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下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16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1081年，梁太后幽禁了想向宋朝归还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帅，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3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种谔率9万多人的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伯父高遵裕带近9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5万兵出泾原。
但是，只要知道了宋军的主帅李宪与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还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一巨坑在那里等着。
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攻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收复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西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西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损失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人。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二万多人。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西夏以大败告终。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西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军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西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禧、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
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返回米脂，只留八百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处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在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西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
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直奔永乐城。
西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
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取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西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宋军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本来最为骁勇，他们锦枪锦袄，看上去光彩耀目。但是，遇见这么多狼一样的西夏军，这些人心中生怯，接战不久就失败。西夏军乘胜，杀得宋军大败。
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西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耗尽。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没多久，士卒渴死大半。宋军确实英勇，大多数人仍旧持兵器拒斗。
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此次大败，宋军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名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西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没有及时救援。不久，种谔疽发后背而卒，时年57岁。他是名将种世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
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年前宋军五路攻西夏，正是他撺掇神宗皇帝，说：“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难辞其咎。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西夏军数万奔袭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去奔救绥德。由于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彻底完结。
当然，他闲居润州8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在中小学课本中常常能看到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文臣沈遘的附传中。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很厌恶他的为人。
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到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的诗文给自己一份以“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在诗文中有很多讥讽朝廷的话。差点要了苏轼的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
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二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满脸血肉模糊。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好几天吃不下饭。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西夏国葭芦、米脂等6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的熟羌竟有60万人死于争战。至于宋朝的花费支出，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是吐血赔本的大买卖。
宋神宗过于有“大略”，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
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接着连续两次大败，实际上宋朝陷入更加困顿的局面。
不久，西夏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仍旧每年交给西夏大把大把的银帛以“买”和平。
忧愤之下，不到3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最后，再总结一下王安石的为人。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这个人，“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所作诗词雅丽，清新脱俗。仔细读之，则有森然幽冷之气，现摘其小诗一首，以展示其当时心境：
荒凉烟雨助人悲，染湿衣襟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女过江时。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宋仁宗在位达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懈怠，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钱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此后，宋朝上下就怕言兵，兵事成为忌讳。假如钓鱼岛哪天和宋朝兵事一样也成为讳言之事，天下事已经可知。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所以轻信王安石聚敛变法之谋，弄得天下扰动，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兵之计，从本质上说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最终统一中国；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最终仍旧复国。
由此可见，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20年，西进北讨，或可一举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虽象征性地得以复位，梁乙埋又把自己的女儿给这位倒霉皇帝当皇后。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逋袭封国相。同年，梁太后也病死，但朝权仍在梁氏宗族手里。
转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顺被扶上帝座，又是一个3岁的娃娃，是为夏崇宗。同时又是一个新出炉的梁太后主政（梁乙埋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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