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负功能：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研究

利益冲突的负功能，是指利益冲突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当利益冲突程度超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时，它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就可能更大。如果任由这种利益冲突繁衍、蔓延甚至泛滥，就可能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效乃至高校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声誉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利益冲突的负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伤害各方心理，抑制参与的积极性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会造成冲突双方心理上的不愉快，并进一步拉大双方情感上的距离和隔阂，而且会造成利益相关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错误认知，从而抑制了利益相关者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利益上的冲突往往会导致人们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容易使人产生心理退缩，而这种心理退缩症状又会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组织行为的参与”^[50]。专业学位研究生深度合作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效有赖于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若缺乏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长期游离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活动之外，其利益需求无法表达，价值取向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合法利益也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和根本实现，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初衷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引发其他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1.地方政府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存在部分缺位现象

作为一项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具有相对隐性，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才可凸显其价值。然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热衷追求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政绩。由此可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追逐显性政绩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中，政府的引导、推动和积极参与是培养院校开展深度合作育人模式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从2010年起政府先后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旨在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要从培养目标、招生制度、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等12个方面进行改革。由此可见，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出钱”的财政管制对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尤其当地方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教育经费无法到位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这场改革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保障责任。然而，由于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地方产业结构不匹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成效十分不显著，加之地方政府在现行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下统筹权又较弱，因此，在自身利益需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往往不高。比如目前从已公开发布的政策统计发现，只有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出台了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实质性的支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措施，大部分省份要么未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要么仅有空乏的政策条文。

2.行业或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动力不强

为了调动企业或行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关导向性政策，然而在实施中面临“学校积极，企业冷淡”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在于企业与大学在利益需求上的矛盾未能获得很好解决，企业的合法正当利益需求无法实现，从而打击了企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企业的参与意愿不强。当前，我国既缺乏对企业参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工作的硬性的法律规定，更没有对企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工作给予明确的政策激励，若没有实质的利益获取，仅凭高校的主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还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制定了游戏规则，企业不仅要安排学生的吃喝住用，而且学生如果有了工伤、出现意外，企业都有责任”^[51]。目前，政府制定的激励措施大多是空洞条文，在市场经济之下，仅凭道德责任无法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活动的积极性。

(2)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范围较窄、深度不够。目前，大多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院校与行业或企业之间不仅缺乏合作的组织机构、固定的交流场所与互动合作平台，也缺乏共同的愿景、互惠多赢的利益驱动机制、合作章程和经费保障。高校与企业或行业机构的合作人员之间不仅接触不多、了解更少，而且权责不清、参与的动力不强。这就导致培养院校与行业或企业之间难以开展多层面的实质性沟通交流，更无法充分表达和实现企业或行业机构的正当利益诉求，长此以往，势必挫伤企业或行业机构投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

当前，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协作育人尚未形成。一方面，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层次浅、形式较单一。多数大学与企业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共建实践基地，解决学生的实训问题，而订单式人才培养、联合技术攻关等合作形式较少。有些即便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基地，也是签个合作协议，难以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实训机会，仅是参观或走访，流于形式，以应付检查或对外宣传的需要而已。

3.学生参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热情不高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利益需求通常需通过利益表达、利益回应、利益处理等步骤来实现利益诉求。如果学生仅有利益需求，但缺乏表达的渠道，将难以转化成现实的权益。当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合理利益需求不能充分表达和实现时，就会容易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和不公正感，影响学生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从而进入不参与教育改革更无法实现利益需求的恶性循环，这将进一步加剧学生与大学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在现行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往往被视为受教育者和被管理者，大学容易忽视其主体地位，使得学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事务往往仅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却没有充分参与的话语权，这就大大降低了学生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积极性和效能感。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学生权力参与却呈现出一种负向激励的状态，学校奖励的是听话甚至是经常向老师汇报其他同学情况的学生，对主动出面争取学生权益的学生则多采取压制的态度”^[52]。专业学位研究生虽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但与大学的行政管理者、教师相比，无论是专业资历、角色地位还是社会声誉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模式改革的决策之中，学生权利容易被忽视，学生也就沦为可有可无的“旁听者”或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摆设，根本无法与其他权力主体展开平等对话。当前高校、政府和社会看似都非常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但实际运行之中并没有真正把学生发展和利益需求当一回事。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如表4-5所示，“学生认为所在学校对学生意见不重视的比例超过了一半，为55%，而学生认为所在的学校重视学生意见的只占了15%”^[53]。“当学生觉得自己的‘声音’对教学改革和其他主体完全没有产生影响时，学生就可能选择以一种突然激烈爆发的方式来对抗其他权力主体，出现群体性事件。”^[54]总之，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学生利益的严重挤压，致使学生的真实意愿被忽视，正当利益诉求难以实现，容易导致学生对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对大学的不满情绪增加。

表4-5　你觉得你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意见重视吗^[55]

(二)消耗社会资本，增加改革成本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本，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者为实现一定的改革目标而耗费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或财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资本，是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活动之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在长期交往过程所形成的一套有利于他们合作的非正式价值规范或准则。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变革必然要考虑成本和效用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因利益冲突的加剧，不仅消耗了有形的物质财富还消耗了无形无价的社会资本，这必然增加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56]。

1.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了实施成本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指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因信息不完全和改革预期不稳定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以及完成培养模式改革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消耗的资源。“这里的改革实施成本实际上主要包括认识成本和设计成本。”^[57]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因存在的利益冲突往往会造成利益相关者对培养模式改革问题的认识偏差和内在价值冲突。当培养模式改革措施公示之后，利益相关者会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考量该项改革对于自身的价值，若不符合自身利益需求，通常会不予理睬或消极执行，这就会增加各还方进行利益协商和形成相对一致性意见的难度。为此，改革的决策者就必须进行大量的措施解读和说服工作，这既延缓了改革措施实施的时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无疑会提升改革措施实施的成本。为了尽快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改革决策者通常采取先试点或培育典型的方式，让利益相关者认识到改革措施实施的成效。这种方式固然有效，但额外付出的代价和给予被试者的“好处”也就进一步拉高了改革成本。此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信任增加，对对方的满意度降低，使双方行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就需对培养模式方案和措施进行再设计或修正，从而又会增加改革的实施成本。

2.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了摩擦成本

所谓摩擦成本，“又被称作‘政治成本’，有时又把它同改革‘阻力’ 的概念联在一起，主要源自改革的利益再分配，同反对改革的言论和行为相联系”^[58]。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会引发利益分配格局的新变化，这就可能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导致他们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生抵触心理和行为，从而形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摩擦成本。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摩擦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反对者的多少和反对强度”^[59]。如果反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力量超过支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力量，也就意味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摩擦成本远超预期收益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将不得不终止或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而言，摩擦成本既可发生在高校内部，表现为教师和行政管理者存在的焦虑和抱怨导致教育收益或效率损失；也可发生在社会外部，表现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因利益损失而产生的抱怨、不满或冲突。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多元利益博弈与冲突过程中，由于强势利益相关者与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存在严重不对称，正式的互利互赢、公平合作制度和规范迟迟未能创建，而且已有的一些体现公平合作的制度和规范却得不到严格的遵守，致使实践中的部分正式合作制度效率低下，甚至形同虚设或完全无效率。因此，强势利益相关者与弱势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利益冲突，“既消耗了‘制度’社会资本，也消耗了‘规范’社会资本”^[60]，这不仅增加了培养模式改革的难度，也增加了改革的摩擦成本。尤其是当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进入“非帕累托变革”阶段而更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时，随着所获利益的差距扩大，利益受损者的心理便会发生变化，其“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会日益凸显，进而会增强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抵触或反对而形成摩擦成本。^[61]

(三)引发专业学位合法性危机

何谓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当然不是合乎法律的。有的学者把合法性作‘合理性’或‘正当性’理解，这完全正确。”^[62]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由一系列社会事实发生变化所造成的，主要是指某一事物(或系统)无法把公众忠诚程度维持在必要水平上”^[63]。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否取得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认同感，将是评价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否存在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指标之一。专业学位合法性危机主要来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决策者未能有效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致使其利益受损，或者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未获得实现，从而产生认同、信任等合法性危机。就我国专业学位现状而言，社会对其认同感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利益相关者普遍对专业学位的含金量、影响力和特色等缺乏认同。

1.对专业学位含金量的质疑(www.xing528.com)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长期存在套用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先天缺陷，致使专业学位演变为缩水版的学术型学位，使其在学术上难以达到学术型或研究型学位的水准，实践应用能力又不突出，自然难以彰显专业学位的优势和特色，因而专业学位难以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不可避免地沦落为社会人士和利益相关者所称的“二流学位”“第二学术硕士”“山寨学位”“山寨研究生”或“次等学位”等，如案例4-1所示。其实，专业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曾同样面临社会质疑和认同的问题。如在澳大利亚，有人将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称为“二流学位”^[64]，还有学者形象地将专业博士学位与PhD的地位比喻成“伴娘(bridesmaid)”与“新娘(bride)”^[65]的关系；在美国，“许多院校的教育博士项目被看作是教育哲学博士的‘缩水版’(watered down version)，教育博士被指责为既不是‘鱼类’也不是‘禽类’，简直是‘四不像’”^[66]。在英国，从英国研究生教育协会(UKCGE)对英国大学教师的一项调查显示，没有哲学博士的大学教师中有近30%的人，拥有哲学博士的大学教师中有近50%的人都认为专业博士的社会地位不如哲学博士。^[67]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构如果长期忽视学生和行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一味地模仿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或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赚钱机器，盲目降低质量标准、低廉地兜售学位证书，专业学位既成不了一种具有真正价值和意义的学位，也难以获得社会广泛认可，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的合法性危机。

[案例4-1]

专业硕士如何摆脱“山寨”之名^[68]

长江大学2009级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生武凯:当初是考研失利，服从调剂选择专业学位的。调剂的时候纠结了很久，周围亲戚、朋友一直在质疑，劝我慎重考虑。尤其是当我向一位硕士毕业的姐姐请教时，她想了一会儿跟我说，“嗯，跟在职硕士也还是有点不一样，你们这个叫作‘山寨’硕士吧。”虽然知道是个玩笑，但心里真的不好受，这跟普通的硕士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将来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承认我的学位吗?

武凯的担心、顾忌和犹豫，代表了学生、家长、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普遍认知。目前，一些教育界人士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也持质疑和担忧的心态。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韩映雄指出，专业学位的招考时间长期游离于全日制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全国入学统一考试体系之外，这使其产生“假冒” 之嫌，因为一般民众只知道每年1月前后举行的入学考试是正规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大部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在每年10月份参加入学考试。而且专业学位攻读者在培养机构内并不能得到与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的待遇。制度上的设计和人们的传统观念使得专业学位的学生产生了很深的“身份认同尴尬”。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曾指出，尽管《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确认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没有高下之分，但“两股道”区别对待的政策设计，导致专业学位的实际地位不高、社会认同度低，进而使得人们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标准产生疑惑。

2.对专业学位影响力的质疑

相对于学术型学位的悠久发展历史而言，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时间还十分短暂，目前还不足30年。专业学位作为新生事物，其社会认可度不高，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目前，社会对专业学位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模糊和偏差，诸如专业学位是什么，与学术型学位的区别在哪里，究竟有什么特色和优势等，对这些最基本的常识的了解都还非常有限。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中，一方面，绝大多数培养院校尚未打造出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专业学位的品牌；另一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还不十分突出，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结构与经济产业之间、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体制机制与市场体系之间还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制约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要使命的实现”^[69]。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影响力有限，不仅表现在教育品牌的影响力和社会贡献度上，还表现在招生与就业上。在招生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招生情况十分不容乐观，绝大多数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生并非出于自身兴趣和爱好，相当多的考生是因报考学术型硕士在复试环节被淘汰后被调剂到专业硕士的，有的考生则是因感到自身竞争力不足，勉强报考了专业硕士。如案例4-2所示，目前政府和各培养院校尽管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专业仍然不受人待见。在就业上，专业学位研究生还未获得用人单位的充分认可，无论是在招聘还是职务晋升等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课题组的调研中还发现，一些用人单甚至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存在歧视现象，比如在升职或者评级的过程中因为专业学位而受到诸多限制。

[案例4-2]

专业型硕士为何“不受待见”?^[70]

一、“专硕”招生指标增加了、优惠大了，但大部分学生仍不买账

记者从各所高校了解到，2013年，大部分高校研究生招生计划都有所增加，如上海理工大学今年招生1600人，明年计划招生1800人，华中农业大学今年招生2000人，明年增加到2200人，南京理工大学也会增加200个招生名额。不少高校增加的名额主要放在专业型硕士上。武汉大学的宋老师告诉记者，武大专业硕士招收人数几乎每年都在以5%的比率增长，去年已经达到了45%。山东师范大学的李老师则告诉记者，他们明年增加了100多个专业硕士的招生名额，而且因为他们是师范类院校，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一样享受公费就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年国家的政策趋势是要将学术硕士以及专业硕士的比例逐渐变成1∶1。而且，为了鼓励大学生报考专业硕士，一些学校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除了之前提过的山东师范是所有专业公费就读，南师大部分专业以及南京工业大学所有专业也实行公费就读政策。“我本科读的是广告学，不过研究生想考新闻传播类的。”小魏是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他告诉记者，在来咨询会之前自己都没考虑过要报考专业硕士，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专业硕士“既贵又山寨”。

和小魏想法一致的考生为数不少。扬子晚报记者在咨询会现场调查了20名前来咨询的同学，大多数同学都表示，考研还是冲着学术型研究生去的，因为不论是以后继续读博还是就业，都能获得认可。

二、“专硕”招生分数相对较低，显得“低人一等”

虽然专业硕士的计划逐年增加，江汉大学的邱老师告诉记者，就目前而言专业硕士在应届生心目中的确有点“不受待见”。他向记者介绍，最开始的时候，专业型硕士是为有工作经验的人设置的。从2009年开始大学生也能报考了，不过相对于传统的学术型硕士，专业硕士却显得“低人一等”。因为报考学术硕士的人，分不够了可以调剂到专业硕士，而先报考专业硕士，则不能再调剂到学术硕士，并且这个情况保持到了现在。

记者了解到，虽然现在专业硕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以及学校的认可，一些用人单位却不太认同专业型硕士。而且有些专业硕士的招生条件有门槛，要求报考者有工作经验，并且大部分学校专业型硕士的就读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此，考虑到以后的就业、费用等问题，报考专业硕士的学生虽然年年有增加，不过还是学术型硕士占上风。

3.对专业学位特色的质疑

人才培养特色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是获得社会认可和提升影响力的关键。相对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主要体现在:①在教育思想上，强调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②在教育规格上，强调人才的培养标准与特定行业的用人标准保持一致；③在教育内容上，密切联系行业实际，突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④在教育方法上，以现场教学、模拟训练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为主；⑤在学位论文选题上，要求来源于行业实践领域，并具有较强应用价值的课题；⑥在质量评价标准上，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出现“自我意识和特色缺失，成为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衍生品、次生品……忽视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71]。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若盲目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保持趋同，忽视先天具有的职业性和应用性强的特色，不仅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而且社会影响力低下，长此以往，甚至会出现生存的合法性危机，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高度风险。

(四)消解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基础

利益冲突“将在其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攻击性能量聚集起来，并在冲突的过程中释放出来，这是完全可能的”^[72]。随着专业学位教育利益群体间矛盾与冲突的对抗性不断激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与冲击。

1.利益冲突破坏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的感情基础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间的同情、信任和包容是不同利益主体间团结合作的重要基础。然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则会使双方拉大情感距离，相互猜疑、互存戒备、互不信任，从而破坏利益相关者之间友好与合作的感情基础。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一方利益主体对另一方利益主体作出不信任行为时，另一方也会作出降低对方信任的行为。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消失，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容易破裂，合作风险随之增加。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不信任具体表现为:培养院校积极主动，行业则不理不睬；中央政府高调推动，地方政府则淡然处之；大学积极探索，社会则冷眼观之。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不信任，必然增加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难度。

2.利益冲突侵害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的利益基础

“任何一种合作的内在动力都来源于共同的利益。”^[73]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育人模式构建也概莫能外。由于自我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和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各利益主体都力图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这就必然伤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引发利益主体间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导致强势利益主体进一步扩展自身的权力边界，改变教育资源分配原则，以更有利于自身利益需求的实现。各利益主体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和评价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价值体系上会寻求施加自身的更大影响力，使之更有利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达成。在教育资源的争夺过程中，势必导致各利益主体在心理上的相互排斥，从而使各方利益主体在教育实践中互不配合，这无疑会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进程的阻力。尤其对于改革中那些受益较少或无利可图的利益主体而言，其内心深处更容易产生愤愤不平的失落感，进而影响其与利益主体进行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