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再及、刘志强撰文[1]指出：
在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是与党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连的。中共一大提出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奋斗纲领；与此相适应，一大党纲仅规定了没收资本家的“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任务，农民土地问题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2]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封建任务，也还只限于反对军阀官僚，因此它所提出的土地政纲也就不能不只限于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田地，而没有接触到根本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制这一基本问题。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提出“耕地农有”口号。但是，无论四大还是四大以后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当时都还只限于“反对预征钱粮”、“议定最高租额”、“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等，而把耕地农有都看成是“在打倒军阀政府”、“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以后的事。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还刚刚开始，还不具备马上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同时在统一战线前期，当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时候，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党的这一政策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决议明确指出：当前“重点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3]斯大林在这次会议讲话中强调“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4]这次会议决定要坚决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会后，共产国际指派罗明来华贯彻会议决议。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表明中国革命进程“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5]形势的陡然逆转，要求中共迅速转变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坚决依靠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有足够的力量击退反革命的进攻，才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才能坚持革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五大第一次将减租减息政策推进为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是，五大所通过的土地政纲远不能说是“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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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再及、刘志强：《再论南昌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76—279、2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276—279、2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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