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起义前，中共就决定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权。1927年7月24日的第二次九江会议上，李立三等提出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批准。8月1日上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名义组织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7名在南昌参加起义的中央委员，还有江苏、顺直、福建、新疆、湖南、山西、湖北、东北、甘肃、江西、四川、安徽、绥远、浙江、广东、广西、上海、哈尔滨等地和海外华侨支部的代表共40余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专程从武汉赶来的。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推举邓演达、宋庆龄等25人为委员，由宋庆龄、贺龙、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既是中国共产党挽回革命统一战线的最后努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开端。蒋、汪背叛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随之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以来的。”“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因此，中共“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旗帜之下”，因为这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在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1]
与以往革命统一战线不同的是：共产党开始注意对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把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以“继承国民党正统”为号召反对宁汉政府，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不仅当选的25名委员中大半为共产党员，而且“由主席团产生之秘书厅、参谋团、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农运动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七机关，其中十之八九皆共产党员”；[2]所颁布之宣言中提及之目标与任务，也都体现了共产党的主张。
季云飞、唐正香撰文[3]指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既具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外在形式——“仍打国民党的旗帜”，又具有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处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认识有了历史性的飞跃。这个时期在统一战线指导思想上虽主张联络一切革命势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队，而忽视了对其他阶级、阶层的联合。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统一战线实践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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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476—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朱枕薪：《南昌政变之追忆》，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
[3]季云飞、唐正香：《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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