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背叛革命后，中共中央对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在对待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于联合国民党的政策以及党内合作的形式并未予以否定，而是要努力拉拢国民党中真正的革命分子，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南昌起义正是中共中央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首先，在筹备阶段，中共中央积极联络国民党左派同志参与起义准备工作。1927年7月16日，吴玉章在中央指示下由武昌赶赴九江，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专门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就是他们接应的。这项接待工作一直进行到7月底。中央一方面积极为起义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增派干部，并约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赶赴南昌。7月27日，前敌委员会正式在南昌成立，并决定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持起义。
其次，积极拉拢倾向革命的国民党队伍参加起义，且起义军仍沿用原国民革命军番号和旗帜。贺龙当时尚未加入共产党，因其倾向革命而为党中央所信任并倚重。7月中旬起义酝酿之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就提出用叶挺、贺龙的部队进行武装暴动。20日左右，谭平山召集的谈话会上，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也主张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23日，贺龙刚到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就百般拉拢。中共方面，谭平山、叶挺也积极劝说，贺龙跟随共产党的决心更为坚决，并让谭平山、恽代英等住到了他的军部里。28日，周恩来找到贺龙谈起起义的事，贺龙当即允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蔡廷锴方面，由叶挺出面劝说：“我们攻下南京，亦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确无意义。”蔡廷锴听罢，深表赞同，但因双方“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所以他决定“待机定进退”。[1]起义当日上午8时，蔡廷锴部由九江到南昌后，发现朱培德、程潜驻南昌部队已被叶、贺缴械，于是假意写信给贺、叶请示工作，佯装愿意合作。见他态度诚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授予他“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的头衔。因政见不同，第二天蔡廷锴就率部脱离了南昌起义军，走之前他将共产党员礼送出队，“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2]
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以国民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宣传主张。8月1日发表了由宋庆龄、邓演达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合署名的《中央委员会宣言》这篇声讨蒋、汪的战斗檄文。宣言指出“倘若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并明确提出了“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等7条主张。[3]
南昌暴动既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表达了中共中央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诚意，扩大了在国民党党员及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影响，表明了继续推动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决心。(www.xing528.com)
注释：
[1]《南昌起义》，第537、538—5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南昌起义》，第537、538—5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3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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