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红军纪念日的来因

1933年8月，苏区军民进行了空前盛大的阅兵、宣誓、授章等仪式典礼，来庆祝南昌起义6周年。为何时隔6年之后，南昌起义又被隆重地纪念？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与中共对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直接相关。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总体政策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对于暴动的依靠力量，中央认为“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1]在当时中央看来，红军是从工农武装中产生，建立的时机则是在群众暴动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这在中央一系列指示中都有明确反映。1927年8月29日，中央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2]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三号通告，指出：“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3]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明确规定：“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4]

然而，没有军力支持的暴动，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随着各地暴动的失利，中央对红军的组建时机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1928年5月的《军事工作大纲》中，中共中央指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5]1928年10月间，当得知朱毛红军的存在以及井冈山的斗争情况时，中央专门致信加以肯定，认为：“红军的创立，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6]这表明中央已不再坚持此前暴动成功再建立红军的策略；同时，军队作用从“副力”到“动力”的变化，说明中央已经把红军的建立视为暴动成功的重要条件，因为“副力”可有可无，“动力”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随着各地红军的迅速发展及对各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中央对红军的看法进一步改变。在1929年6月底7月初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红军是“革命的先锋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发布的《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提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7]中央特意把8月1日的赤色国际日与南昌暴动联系起来，这表明随着红军作用的提高，南昌暴动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明确指出：“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8]换言之，在中央看来，红军不再是“副力”，也不仅仅是“动力”，而与工农武装一样同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力”。

1930年之后，随着红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特别是当白区工作相继陷入困境，及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苏区后，中央对红军的作用愈加重视，强调“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9]

由于红军地位和作用的迅速提升，红军的成立纪念也就提到议事日程，视为红军来源的南昌起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军纪念日。1933年7月，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此时已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的周恩来署名发布《关于今年八一运动中心任务的训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经过了六年来反帝、反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它已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从小的分散的、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所产生的游击队与部分的白军士兵暴动，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推翻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实有非常伟大的意义。”^[10]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南昌起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关系，诠释了南昌起义作为“红军纪念日”的根本原因。

此外，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1933年7月前后，正是苏区军民备战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央对于严峻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号召“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11]要在短时间内扩大1倍以上的红军，显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而以重大的节日纪念来进行社会动员，这既是节日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也是中央进行动员的常用方式，仅在1933年，就已经通过三八节、红五月、五卅运动8周年等纪念活动来推动动员工作。

因此，把南昌起义定为红军纪念日，打造苏区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典礼仪式，这既是对红军地位与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为扩大红军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中央希望以此来激发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豪感，鼓舞苏区民众从军的热情。这在当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关于南昌起义纪念的指示和宣传口号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纪念工农红军纪念日”、“赤卫军少先队整师整团的加入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给红军纪念日的赠品——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口号之下，中央局要求“江西、福建、闽赣，三省委必须以完成工人师与少共国际师的动员为自己的重要任务”。^[12]

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纪念自己成立的节日。中革军委在瑞金南郊竹马岗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成立大会，朱德在简短的讲话后，亲自为工人师授旗。4天后，“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跑马场”正式成立，周恩来亲自为这支年轻的部队授予军旗。由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主持红军成立纪念，亲自为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旗，历史就以这样一种具有象征寓意的方式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4、365、404、4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4、365、404、4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www.xing528.com)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4、365、404、4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4、365、404、4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37、4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37、4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关于南昌起义的文献选载》，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6—27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载《红色中华》第90期，193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