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南昌起义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含义包括4个方面：一是通过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主要是连以上的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指挥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一系列制度保证的，比如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属于军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任何党派不允许参与对解放军的领导，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宗教组织在军队进行组织活动。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军队只归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1]这些在南昌起义中都有所体现。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展军事斗争的道路，中间有着惨痛的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懂得了武装斗争和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一支对人民忠诚可靠的军队，党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探索出来的，“党指挥枪”是其中一条基本准则。南昌起义是党对军队领导的开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昌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一次武装斗争，南昌起义领导人也是听党指挥的楷模。据李维汉回忆，1927年7月下旬，为了挽救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五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并派遣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在起义以前就厌恶高官厚禄，拒绝了当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百般拉拢，认为“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在与周恩来面谈后，贺龙欣然受命为起义军总指挥，并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1927年7月31日下午，贺龙在动员大会上同样告诉第二十军官兵：“我们今天起义了，愿跟着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2]

第二，南昌起义正因为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才有“愿为救国救民”的暴动主张；才有“坚持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确立革命的根据地，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唐等新军阀”的纲领政策；才有“革命者来”、“誓死杀敌”和“民心所向”的现代爱国主义强声，因而“人民军队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下，将‘人民’两个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下”。^[3]

第三，从南昌起义开始，党力图在部队中设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发挥党员模范作用。起义之前，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前敌委员会，在各军建立了军党委，在各师建立了师党委，在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并明确规定“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在起义当日，革命委员会在就职盛典中向社会各界表示：“以后的军事领袖，要服从党的指挥，不要再做新军阀蒋介石、唐生智第二。”^[4]部队起义后立即进行整编，在这一过程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二十五师各团健全了中国共产党支部，营建立党小组；第二十军开始发展党员，朱克靖、聂荣臻、廖乾吾分别担任第九、十一、二十军党代表，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分别担任第二十军第一、二、三师党代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常委提出“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5]这就明确要求新型的人民军队要忠诚可靠，是党的军队。南昌起义后，在南下途中，部队仍然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委的领导。尤其是周逸群率领的第二十军第三师，非常重视党务工作，到达潮汕时党员已发展了500多人，而且常开党员大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在全体将士中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第四，在南昌起义中，党出于“为最苦人民奋斗”和“力谋人民利益”，十分注意宣传和教育群众，在组织发动起义的政策宣传中，屡见“解放工农”等内容。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亲自指导宣传队的工作。他对宣传队的同志们说：“你们要善于把我们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才能得到胜利。”因此，南昌起义后，“抗租、抗捐、抗债、抗息、抗税”的“五抗”运动席卷江西，“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给他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的暴动歌响彻乡村，以至于起义军南下广东后，“被国民党打入地下而蕴藏起来的农民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他们极其热烈欢迎铁军，带着食物、茶、酒前来慰问，还拿着简陋的武器，参加到起义军的行列中来”。^[6]从1927年秋到1928年，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方针的指引下，相继爆发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桑植起义、海陆丰起义、弋横起义、黄麻起义等，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作出了贡献。

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过程中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战败，军队几乎溃散，保存下来的部队又带有旧军队的劣根性。三河坝战役后，朱德作出向湘粤赣边界敌人兵力薄弱地带转移的决定。在向赣南进军途中，这支部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四面受敌，环境异常艰苦，干部、战士思想混乱，离队的人越来越多，到达安远时只剩七八百人。朱德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保存革命火种，于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先后进行了3次整顿，史称“赣南三整”。

在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天心圩整顿”中，朱德充分认识到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务之急。他激励士兵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等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经过整顿，起义队伍的思想情绪得到了稳定，“一股充满希望的新精神代替了绝望和涣散”。^[8]

在以重新登记团员和选派优秀党员担任连指导员的“大余整编”中，针对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作风，主要是从组织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在重新登记党、团员的基础上，成立了由五六十名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并把党员分派到各个连中，加强党的基层工作。整编中，各个连均配备了政治指导员，专门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粟裕将军后来回忆：“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9]

在以纠正违纪和开展游击战训练的“上堡整训”中，着重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都要归公，摆脱军阀部队的影响；同时，把政治整训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0]

“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为整党、整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很相近，在做法上也极其相似，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后来便有朱毛宁冈砻市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正是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注释：(www.xing528.com)

[1]齐德学：《从南昌起义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载《党史文苑月刊》2012年第8期。

[2]《贺龙年谱》，第95页，求实出版社，1988。

[3]汪立夏：《红色江西》，第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4]《南昌起义》，第2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魏宏运：《南昌起义》，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7]杨海贵、叶桉：《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探析——基于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的考察》，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8]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9]朱德等：《星火燎原1》，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79。

[10]吴殿尧：《朱德年谱上》，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1]刘金田主编：《红色精神》，第1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