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客观看待民国报纸口径变化的原因

为何会出现不同报纸对同一事件报道口径相同或不同的现象？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以下加以分析说明。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纠正前一时期对国民党采取步步退让的右倾错误，宣布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宣布“分共”，与共产党决裂。但是，此时受共产国际主导的中共中央仍执行“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的政策，希望复兴国民党左派，继续与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上层合作，团结国民党下层党员，挽救国民党，以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为号召来扩大政治基础。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起义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占多数、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执监委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委员宣言》、《执监委会对时局宣言》。在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中，名列了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经亨颐等未参加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赶到南昌参加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左派张曙时、彭泽民等，还有希望争取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南昌起义贯彻了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战的需要，减少反对力量，但在客观上淡化了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色彩，模糊了社会民众对起义性质的认知。

《晨报》就曾报道：“共产军不自承为共产党或共产军，惟承认为国民党左派。其所布政策大致如左：一、对于南京武汉政府，无视民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之容共政策，并压迫及戕害忠实同志，予以反对；二、对外政策，希望与苏俄提携，以标榜打倒帝国主义为一般的方针，但不采用过激手段云云……贺、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长文宣言及政纲，其旨趣不外拥护容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拥宋庆龄去汉之宣言。自认为国民党唯一正统。”《黄报》也称：“贺、叶军建设之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并不自承为共产党或共产军，惟承认实为国民党中之左派。”《天津益世报》也有相关报道：“占领潮汕之叶、贺共产军，自称与由北方入粤之张发奎、黄琪翔军有谅解，计划照在南昌组织之革命委员会之精神，在潮州或汕头，树立国民政府，跨闽粤两省，以大张声势。”这些报纸客观地记录了南昌起义后中共试图复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对外宣传时还沿用国民党的旗帜，想组建国民政府，因此众多报纸在起义爆发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内讧”、“火并”了。这种以继承国民党正统为旗号、不敢大张旗鼓亮出共产党旗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社会舆论，模糊了民众对起义性质的认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起中华民国。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种种条件的局限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还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干涉，中国在北洋军阀集团解体后，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军阀之间合纵连横，争斗日烈，相互之间‘分’、‘合’变化极为迅速。昨日宣传势不两立之‘敌’，今日转为同舟共济之‘友’。反之亦然”。人们对师长、军长、督军之类的军阀朝秦暮楚的“通电独立”、“倒戈”、“反正”等改换门庭的兵变事件见得太多，习以为常，报纸也惯用“独立”来称呼这种行为。例如，1925年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时，《申报》就曾先后报道：“驻滦郭松龄军对奉张宣布独立态度。”“同日北京电云，郭松龄宣告独立，拘捕奉张。”“郭松龄独立通电，以驱杨宇霆拥张学良、保持三省安全、倡导和平为旨。”

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许多报纸在刚得知南昌起义消息时，仅因北伐时叶挺、贺龙都隶属于张发奎部队，于是习惯性地沿用“军阀独立”的说法，将叶、贺起义也称为“独立”。报道者没有看到这种起义与军阀混战时期拥兵自重的师长、军长、督军等动辄宣布“独立”有着本质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昌起义军在南下过程中不断加强宣传工作，不仅体现了共产党自身的鲜明色彩，而且在筹款、建立共产党组织、武装工农等方面实行了有别于国民党的政策。加之武汉政府公开谴责南昌事变是叶、贺“举兵叛乱”，于是众多报纸先后纠正了原先的提法，明确将起义军称为“共产军”，不再提“独立”、“内讧”等词了。

民国时期，“有闻必录”作为一种思想和报道理念在当时流传很广。众多报纸把这一观念贯彻在新闻搜集、撰写和报纸编辑工作中。例如，《大公报》在标题为《张发奎亦反共》的新闻报道中引用了东方社的3则电文，在文末注明：按右列各电，系出日人消息，内如叶挺为张之旧部，及庐山会议决经粤入闽各节，均与事实不甚相符，姑志之。

当时许多报纸采用“有闻必录”的报道原则，一方面记录了许多历史的片段和侧面，另一方面留下了一些不准确或是完全虚假的信息。在搜集整理有关南昌起义的民国报纸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多家报纸不加甄别地同时引用同一电文，只是报道标题略加修改而已。报纸对南昌起义部队称呼也经常人云亦云，报道内容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www.xing528.com)

叶、贺部队在南昌起义获胜后，8月3日即迅速南下广东，但当时不少报纸却报道贺龙部队进入了湖南浏阳。《申报》便曾报道：“共产党贺龙部队，多属湘人，现有少数部队，纷纷窜入湘境之浏阳、攸县、茶陵、醴陵等县，经省政府电令各该防军，严为堵剿，毋许入境。兹悉浏阳张坊，日前被该军部队七、八百冲入。”这支“贺龙部队”其实是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并非贺龙在南昌起义后派出的一支军队。《新闻报》、《黄报》、《大公报》等报纸也作了同样错误的报道。此外，有多家报纸登载了贺龙在潮汕受重伤的消息。《新闻报》报道：“贺龙率残军三千人，及政治部人员向葵潭走陆丰。在河田与省军遇，贺部无路可逃，一哄而散。贺龙受伤生擒，不日可解来汕。粤省从此无复有共军余孽矣。”这一消息显然与事实不符。

当时报纸盛行的“有闻必录”现象，既有其客观的一面，但也难掩其不问事之真伪、逃避责任等令人诟病之另一面。今天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报纸资料时必须慎重对待，加以考证，不能盲目引用。

京津沪汉等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大报，如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北京的《益世报》、《晨报》、《黄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汉口《民国日报》等10余种报纸都对南昌起义进行了追踪报道。这些报刊背景各异，特色鲜明，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折射出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报刊性质来进行划分，这些报刊大致可分为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

政党报刊是指由不同政党创办，代表党派利益，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舆论阵地和宣传机关。如汉口《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就是政党报刊代表。汉口《民国日报》于1926年11月在汉口创刊，初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后兼作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言论机关，也曾是共产党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宣传阵地。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报纸性质随之改变，成为武汉汪精卫集团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在对南昌起义的报道中，该报不遗余力地攻击共产党，并为其分共、清共增加“正当”理由和“合理”借口。8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汪精卫的《错误与纠正》一文，声称：“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南昌公然与本党宣战了，公然破坏国民革命了，公然从国民革命军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于此之时，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的叛徒。我们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补过的时候。”所谓“补过”，就是武汉政府由此开始大力清共了。《大公报》就指出：“武汉政府对于共党之阴谋，极力向民间宣传，指共党为民众之仇敌，并树立以武力彻底讨伐之方针，努力弹压制止共党之活动。”

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老派报纸，创刊于1916年1月，开始为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袁世凯垮台后，该报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对南昌起义的报道上，该报也呈现出鲜明的反共特征，称呼起义军为“共匪军”。报道标题多为《共匪劫掠汕头》、《共匪军退出汕头》、《粤闽军合歼共匪》、《共匪军仓皇逃出汕头》等。

商业报刊一般以商业主义为信念，以商业化经营为主要方向，注重新闻在报纸上的主导性地位，表现出相对的客观独立性。此种类型报纸以《大公报》、《申报》为代表。例如：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的《大公报》对南昌起义报道多以事实为基础，客观公正，少有污蔑、诋毁之词。《申报》也极力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态度比较温和，且随着南昌起义事件发展日益清晰，该报对南昌起义报道态度也愈见客观。

综合所述可见，今天重新观察和审视当年的报纸对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报道，多角度考察当时舆论背后不同利益集团对南昌起义的应对，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一般社会心理、各政治派别和普通民众对南昌起义的态度、南昌起义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突破以往单纯从中共方面进行研究的局限性，拓宽研究视野，无疑有着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