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研究：逆军、共产军、革命军

鉴于各个报纸对南昌起义定性不同，因此对南昌起义部队称呼也有所区别。根据对部分报纸的整理情况来看，大致有“逆军”、“共匪军”、“贺叶军”、“共产军”等不同称呼。

武汉汪精卫集团对于南昌起义有着切骨之仇。其指责叶、贺“举兵叛乱”，这种情绪自然会体现在汉口《民国日报》的报道中，所刊文章处处诬称叶、贺两军为“逆军”或是“叛军”。不过，武汉国民政府为了能挽回叶挺、贺龙所带走的部队，曾对士兵开展多次宣传攻势。8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总政治部忠告贺叶二部士兵同志书》，称“贺龙、叶挺挟持下的武装同志们是忠实的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并呼吁士兵们“赶快觉悟起来，不受共产党的利用，不怕共产党的威胁，大家起来捉拿共产党，扑灭共产党”。当然，这种混淆是非、挑拨离间的说辞并没有对南昌起义将士产生多大效果。所以，随着起义部队陆续南下广东，武汉方面企图挽回士兵的妄想破灭，南昌起义将士彻彻底底成了其眼中的“逆军”。此后报道中，标题大都为《贺龙逆军沿途溃散》、《贺叶两逆窜闽粤》、《贺叶逆军被缴械》。“逆军”这一名称集中体现了汉口《民国日报》所代表的反共立场。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发起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其污蔑共产党是“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民党”的“叛逆”和“败类”，要立即加以“消除”和“扫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公开宣告：“在国民党之下，无论何人，须服从党义，认定党以外无党，而党以内更不能有其他之跨党分子捣乱。”在这种背景下，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掌握的上海《民国日报》弄清南昌起义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情况后，即称起义部队为“共匪”或“共匪军”。其在一篇题为《潮梅共匪歼灭之经过》的报道中写道：“年来国民党内讧以至于分裂，均由共产党挑拨离间所致。南昌叛变，共产党罪恶益为暴露。及叶、贺败窜潮梅，尤足贻中国无穷之害。继经粤中各军会剿，业已肃清，连日报纸，均有记载，仍嫌欠详。”这篇报道明确反映了宁方对南昌起义和共产党的反动态度。标题所使用的称呼，正是该报所持反共立场的具体体现。

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攻击南昌起义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起义军南下广东，沿途出示布告、张贴标语、打土豪等，越来越多的报纸知道了南昌起义的军队是由共产党所领导，因此在报道中也就明确将贺、叶部队称为“共产军”。

天津《庸报》报道：“广州十一日通电：李济琛所派第四军部下之第十三师徐景棠部，八日由陆丰东发，即在汕头附近布置防御，颇见有力。十日由海陆两军，与叶、贺残部之共产军交战，结果共产军占领汕头之计划，已归泡影。本日全市平复。粤更将联合北攻潮州，以期扑灭共产军全部。香港十二日电通电，汕头共产军虽告一段落，惟叶挺所部，尚在五华、兴城、丰顺间颇为猖獗。”在短短一篇报道中，4次用“共产军”来称呼南昌起义军。相对于“逆军”和“共匪军”来说，“共产军”无疑是一种较为中立的称呼。(www.xing528.com)

北方其他报纸如《天津益世报》、《黄报》、《晨报》、《顺天时报》等多次用“共产军”作为起义军的代称。例如，《顺天时报》谈到南昌起义局势时称：“此等共产军之势约有三师人，至九江之张发奎军，合第四、第十一军约二师强，加新到之程潜军，适与共军成旗鼓相当之势。又吉安方面有王均等朱培德系军约三师，南昌之共军殆成孤立，恐未必能长久存在也。”该报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共产军”、“共军”来称呼起义军，并客观分析南昌起义部队面临的严峻的军事局面。

《申报》报道南昌起义时，所用标题也多称“共党军”、“共产军”或是“贺叶军”。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的《申报》中报道：“九月二十五日汕头通信，叶贺革命（军）二十四日入汕后，各马路悬贴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之布告，署名者为周恩来、邓演达、叶挺、贺龙、刘承继五人……本日下午，各界开欢迎叶贺革命军回粤大会。”这里竟然直接将南昌起义部队称为“革命军”，语气令人惊讶。不过，在同一篇报道中，另两处又采用“共军”这种较为客观的名称指代南昌起义军。

不过，有的报纸报道口径前后并非完全一致，如上海《新闻报》报道中就出现了“叛军”、“贺叶军”、“共产军”等多种不同的称呼。这也是该报自身利益及复杂态度的客观反映。作为民营报纸，其一方面极力标榜自身商业报纸的性质，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架势，另一方面为了生存需要，又经常向强权屈膝，迎合政府的统治需要，因此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尴尬态度。

总之，从不同报纸在不同时间段对南昌起义军的报道和称呼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对南昌起义性质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同时还可以看出这些报纸的基本立场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