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为何当时不理直气壮地像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那样树起工农革命和苏维埃的红旗,而要打出“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呢?有学者指出:当时南昌起义所采取的策略,是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方针是一脉相承的。[1]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是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个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令、指示,原则上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方针,简言之,就是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在保持自己政治、思想和组织完全独立的原则下,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并在其中工作,在进行国民革命过程中,逐步取得对革命的指导权。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力主同武汉国民党合作,其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还斥责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口号是荒唐的。到6月底7月初,宁汉反革命合流,国共分裂势不可免,共产国际仍坚持利用国民党的策略。它一方面指令“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另一方面又指示“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也不退出。共产国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共产党要留在国民党内,就因为它错误地认定“共产党如果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只有留在国民党内,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才能逐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否则就“太危险了”。[2]可见,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八一南昌起义,而又树起“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方针是有渊源关系的。明确一点说,南昌起义策略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方针在非常时期的继续和具体化。
此外,南昌起义之所以打出国民党旗帜,还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的深刻影响。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论断,中国革命要经过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的革命”[3],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它首先是反对封建主义[4]。第三阶段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他认为:只有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时”,才能进入苏维埃阶段,才能成立苏维埃;也只有到那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才“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之外的联盟”。[5]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坚持国民党的旗帜问题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政策,把它和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中主要是是否抛弃小资产阶级问题连在一起。由此出发,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确认中国革命仍“处于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苏维埃革命会到来的,但“现在还没有”。为此,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的同时,“不退出国民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6]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上述理论和指示,中共全盘接受,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处在民权革命的第二阶段”,因而只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暴动。只有到革命发展到由民权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才是中共抛弃小生产阶级、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时候。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革命旗帜的问题时,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
注释:
[1]龚家珪:《论南昌起义与“左派国民党的旗帜”》,载《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7年第7期。
[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卷,第4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www.xing528.com)
[3]《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15页,人民出版社,1954。
[4]《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15页,人民出版社,1954。
[5]《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54。
[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选辑(1926—1927)》,上卷,第4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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