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还有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1]
其次，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时爆发的，与它相关的一切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起义领导人对起义前后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这些问题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等人，都对从国共合作的模式突然转到由中共独立领导革命的模式感到不适应，所以无论是起义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也好，还是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新阶段的战略构想也好，都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从“争取成为国民党正统”到“实行苏维埃”的政策转变中。因此，我们在评价与南昌起义有关的所有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局限性和客观原因的不可改变性，不能苛求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也不能苛求于中共领导人和起义领导人。
再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南昌起义部队的关切以及在起义部队失利后所作出的决定，表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正是他们的重视和支持，才使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到慰藉和储蓄力量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失败中奋起，最终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功不可没。[2]
最后，还应该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摒弃教条，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发展。[3]
注释：(www.xing528.com)
[1]徐元宫：《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2]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何建华、吴小松：《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载《抚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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