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重要条件：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策划

徐元宫认为：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仅10多天后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第一枪。9月9日和12月11日，中共又先后在湘赣边界和广州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1]可见，南昌起义不是一次仓促的行动，它从计划到实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在这长期的酝酿过程中，中外很多因素都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共产国际的作用举足轻重，整个起义过程都得到了以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肖艳艳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的推动作用^[2]：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刚成立的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邓中夏被先期派往九江，在安排部署中央机关撤退的同时，考察能否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但是，李立三等到达九江后很快就将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变成了武装起义。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召开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因我党实行土地革命总方针，与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九江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赶赴庐山，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在听完李立三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鲍罗廷因即将回国，没有表示意见，而瞿秋白、张太雷则表示完全赞同。随后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行动的初步方案，在会议上一致认为开始认定的合作伙伴张发奎越来越靠不住，需要离开他采取独立行动，这样就将行动的方案定为回广东号召广大农民参与武装起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为起义的成功确定了正确方向。

在制定好初步的行动方案后，李立三就托付瞿秋白回汉口完成最后的汇报工作，请求中央的批准。在等待中央指示的同时，李立三便开始了准备工作。李立三于7月24日从庐山返回九江后即刻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前集结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会后李立三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二次九江会议加快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具体研究了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起义的日期。鲍罗廷随后应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国。他虽然离开了庐山、离开了汉口、离开了中国，但是他为南昌起义作出的贡献是带不走的。

在鲍罗廷离开汉口的同时，另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了中国。他和他的助手纽曼于7月23日准时到达汉口，为中共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与支持。罗明纳兹的这位助手是德国著名的共产党员，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功领导德国工人起义，具有成功的领导工人起义暴动的经验。共产国际派他来到中国，很明显地透露出想在中国发动工人起义暴动的计划。瞿秋白在庐山汇报会后离开庐山，来到汉口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工作，随后与刚到中国的罗明纳兹和纽曼一起对中国当时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讨论。在谈到南昌起义时，罗明纳兹表示了赞成与支持的态度，共产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常委对南昌起义的赞成从张国焘那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张太雷在南昌起义后所作的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到了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此次起义的肯定态度。对这次起义，共产国际不仅十分赞成，而且格外支持，一次又一次地派代表来协助实施计划，就明显地表示了他们的鲜明态度。共产国际在国际上已发动过多次成功的武装起义，因此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及其代表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的鼓舞。

在罗明纳兹的帮助下，中共临时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的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的地点提出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从汉口赴九江。周恩来于7月25日抵达九江，马上召开了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即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李立三不同意将暴动的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了。在计划确定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依惯例向共产国际作出汇报，由罗明纳兹电请共产国际批复。与此同时，中央组成了新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南昌起义最后的组织工作，只要共产国际的批准一到，即可发动南昌起义。(www.xing528.com)

对于起义后革命军的去向问题，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间也施加了重要影响。早在武汉政府后期，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脱离武汉，南取广东，自谋发展，而与南京、武汉形成三足鼎立的主张。罗易的意见在中共中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了张国焘和谭平山等人的积极支持。七一五政变前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主张利用张发奎与唐生智的矛盾，拥戴张发奎为国民党左派的军事领袖，发动回粤运动，以便在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谋求中国革命继续发展。后来，加伦在筹划南昌起义计划时，又主张南昌起义后立即南下广东。加伦的主张对中共中央的影响更大。此外，参加南昌起义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也是积极主张南下远征广东的。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一致主张南进广东，郭亮等人提出的西进湘东、占据湖南的建议不被重视，讨论时未被采纳。^[3]

注释：

[1]徐元宫：《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2]肖艳艳：《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载《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

[3]席香根：《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的几个问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