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变化?史学界认为原因有三[1]:
第一,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中国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遇袭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被绞杀,而且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都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第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2],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3]抱有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4]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5]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6]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第三,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这一点有大量事实可以作证,根本毋庸赘述。
注释:
[1]徐元宫:《莫斯科对南昌起义前后态度变化原因考察》,载《历史教学》2012年第10期。(www.xing528.com)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436、4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436、4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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