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苏联和其主导的共产国际的态度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一直晦暗不明。在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当时一贯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国民党有改造为“工农党”的可能，“有四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中国掌权，而它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因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军事上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在它看来，蒋介石统帅下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民主军事力量”，在处理军队与劳动居民群众相互关系方面，“创造了相当彻底的组织形式”。华北冯玉祥的国民军则为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与广州军队联合在一起，是建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1]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前，苏联一直视国民党集团军为中国唯一的正规武装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独立的武装军队并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时，斯大林也只是强调中共要加强对军队的监督工作，而未提建立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只是强调“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建立对他们的革命监督”。很显然，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也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面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剧烈变故，共产国际很快调整了对华策略，改变了过去利用甚至是依靠蒋介石集团的做法，明确指出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核心人物”。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提出了中共“必须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武装工农群众的政策，首先是武装有组织的和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工农的政策”，“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军队……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绝对可靠的部队”。[2]之后，共产国际又向中共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再次强调“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很明显，在中国革命中中共是否应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对中共组织军队的指示也更加具体化。这就为中共后来发动南昌起义，创建独立武装提供了一个必备的前提。[3]
必须同时指出：共产国际尽管指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但在当时还是有限制条件的。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但国民党还没有整个地反动化，“国民党的旗帜仍是全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斯大林则更明确地指出：“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政府，共产党人必须参加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这些指示表明：尽管共产国际在“建军”问题上给中共“松了绑”，但它同时又要求中共所建的军队还必须通过武汉政府，并由中共与国民党人共掌领导权，这就松懈了中共在政治上对汪精卫的警惕与防备。1927年7月上旬，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反共面目已经昭然若揭，共产国际被迫将对华政策再作重大改变，明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现在，支持武汉政府的方针就会断送中国共产党”，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当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共产国际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在新形势下中共坚持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
也有学者指出：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这种不彻底性，使得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态度，因此也更有理由断言——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决策。[5]
注释：
[1]钟小敏、黄国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5、3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钟小敏、黄国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钟小敏、黄国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5]耿芳：《“八一”南昌起义和共产国际》，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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