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常委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以及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来电,主要内容是:“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1]对此,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最后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会后,中央特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决定,并参与决定起义事宜。
张国焘于27日到达九江后,即以中央代表身份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由于张国焘对起义疑虑动摇,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决定时曲解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原意,而要大家重新讨论在南昌举行起义的问题,当即遭到恽代英、贺昌等的一致反对,大家说再无讨论的余地。
27日,周恩来于南昌市江西大旅社召集前委会议。会议对南昌所面临的形势和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鉴于叶挺、贺龙所部于26、27日才陆续到南昌,起义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2]为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对重大军事行动及时作出决策,会议决定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次日,周恩来会见了贺龙(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未参加前委会议),对他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形势下跟随共产党的革命气概表示赞赏,同时将武装起义计划告诉他,并征求其意见。贺龙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3]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派刘伯承协助其拟订起义行动计划。
29日,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然而张国焘却于该日早、午在九江连发两封电报给南昌前委,强调“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4]当时前委决定:起义决不废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30日早,张国焘到达南昌,周恩来立即召集了由张国焘及前委委员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和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张国焘就提出南昌起义有无把握的问题。他说:“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他的主张当即受到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的一致反对,表示“暴动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他们认为“张已受汪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并指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会议争论了数小时之久,因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故未能作出最后决定。31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又辩论了数小时,多数人仍坚决主张发动起义。此时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并说他要“准一日到南昌”。在此紧急情况下,是否发动起义在客观上已没有再讨论选择的余地。周恩来愤愤地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5]张国焘遭到孤立后,乃不得不表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又以起义宣言文字不妥,要有修改时间,借以拖延起义。周恩来识破其用意,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由于按原计划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爆发了这场斗争,前委只得把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点。
31日下午5时左右,前委召开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起义决定和具体任务,各部队晚上9点以后秘密进入战斗岗位。在起义即将发动的前夕,贺龙突然向前委报告其所部一副营长叛变,已向敌告密。面对这一突然情况,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紧急磋商研究,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即凌晨2时发动。
1927年8月1日的凌晨(有的研究说是夜里12点多),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夜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终于成功地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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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载《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2]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南昌起义资料》,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9。
[4]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载《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5]程蕊:《刘伯承传》,第36—3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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