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最后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主观上主要是党还缺乏斗争经验。在行军的路线上，起义军撤出南昌城后，只顾避免与敌军相遇，走了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而没有走农民运动有较好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不是一直南下进攻梅县，而是折回走长汀、上杭，绕道去潮、汕，从而使敌军从容布置，最终失败。
关于南下路线，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认为：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原定的南下广东，夺取广州，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再行北伐的计划此时已难以实现。起义军不管走什么路线，都不可能实现原定的目标。走赣东直下东江的路，是为了避开敌军的锋芒，同时也是为了与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江农民运动结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缺乏军事知识，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还决定给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这些都影响了南昌起义军的顺利转移和保存革命实力。
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地〕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宝贵的”。[1]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927年上半年是近代中国社会由革命转向反动的最黑暗时期。蒋、汪集团的叛变及其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疯狂屠杀，使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人民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蒋、汪国民党政权，仍然是买办、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时各地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实在没有出路，广大农民也在豪绅地主的盘剥之中苦不堪言，这样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此时，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大革命的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要活命就得革命，要革命“只有实行斗争之一途”，“非暴动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广大工农群众也深信共产党是他们最可靠的引路人，并且“已经在那里要求我们党去领导他们斗争”。中国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最坚决、最紧急的措施，利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的机会，发动了南昌起义。可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急情况下为挽救中国革命而作出的英明决策，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李立三曾深有体会地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第二，南昌起义是党认识到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特点有一个认识过程。中共中央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主要是集中力量领导工农运动，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武装斗争和组建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一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后创立了黄埔军校，才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性，于是号召全党认识成立军校的重要意义，并要各地选派党、团员报考军校，还派出周恩来等人到黄埔军校工作。1925年，国民革命军6个军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又派一些骨干成员到军、师去担任政治和军事领导。但是，这些还都“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人搞”，当时除周恩来等负责创建的叶挺独立团外，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军事武装。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大批地转化为反革命军队，并且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血的教训才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就这样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2]这表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认识上的新起点。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独立直接地领导了南昌起义。可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单独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造红军新时期的标志。
第三，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对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带头作用。(www.xing528.com)
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最早、规模最大的起义，不仅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以迎头痛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为全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为各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提供了最早的经验。南昌起义的基本做法是：首先把从原国民革命军内争取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兵力作为基干军事力量，以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为主要目标，号召革命群众参加武装起义，实际上成为各地武装起义开始效仿的一种模式。南昌起义的一批干部在起义失败后奔赴全国各地，成为各地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如叶挺、聂荣臻等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彭湃、董朗、颜昌颐等领导了海陆丰起义，贺龙、周逸群等领导了湘鄂边起义，朱德、陈毅等领导了湘南起义等等。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的带头和榜样的作用，有了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才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大大小小近百次的武装起义，形成了群雄并起、烽火满天、通过武装斗争来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大好局面。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了，但对探索革命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的还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卓有成效的开路先锋。
第四，南昌起义是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为党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和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南昌起义的军队虽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和番号，但实际上已经是党领导下区别于原国民革命军的一支革命的军队。它已经开始具备了新的革命军队的主要特点，即开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全军由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军内开始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起义军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南昌起义后，党开始了建设新型军队的实践，如抚州休整时初步整顿了部队的党组织，把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加强了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又缺乏独立领导建军的经验，南昌起义还不可能立即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南昌暴动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军，但是暴动的武装到井冈山以后成为正式红军的基础。
总之，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军事行动，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它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骨干之一。这次起义为党和军队培育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为随后各地武装起义直接准备了火种，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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