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制运动：转折与地震

对于很多参加者来说，抵制运动始终有一个更为宽阔的目标：动员和展示大众的力量。美国移民法案的改变（或者不改变）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和本质上是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而行动的寓美中国商人上层不同，国内大多数抵制积极分子参与这一运动，是为了谋求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对于很多人来说，民众团结的展示本身就是目的，尤其到运动后期就更是如此。《时报》上有篇文章评论说，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羞辱，并不是因为一个不好的条约，而是因为中国缺乏力量，而且中国人缺少民气（《时报》1905年6月21日）。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这场运动就是要重新唤醒人民的内在力量。

在9月中旬，随着运动遭遇到内部和破坏和外部和镇压，中国教育会宣布了该会在运动策略和目标上的立场：

近因群言淆听，时有反对不买美货之说，而其言且出于有力之 新闻记者及素负时望之学问家，于是此问题更有研究之价值。本 会……全体之间同意发布意见如左：一、 本会……以废约为目的而 非以改良旧约为目的。二、 本会认为，此次抵制，以废约为抵制之第 一目的，而以发起国民爱同胞抵外力之感情为第二目的。三、 …… 以不买美货为抵制于以达第一目的为最下之策，故不能再退一步 矣。以达第二目的则为最上之策，故神圣不可侵犯……。（此乃）消 极又消极仅仅以不买其货为自慰之计。在强权竞争之世诚最下策 矣。再退一步便无所谓抵制矣。……今者于抵制美约之事，而闻风 兴起如潮如海，是于社会心理学上为最适当之刺激，而今已渐收其 效，稍有人心者不可不爱惜而保护之。

惟此策有第二目的，则不必专论此策之果有影响于工约否。籍 使无有影响而提倡此义者固愈久而……其于以达吾第二目的也更 单纯而直截矣。……故因美货之销于中国者仅小部分而窃窃然忧 抵制之无效者，无异于杞人忧天。（《时报》1905年9月10日）

一个新成立的学生团体——环球中国学生会——表示支持这一宣言。中国教育会和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总部都在上海，这就说明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和很多社会上层相继离开之后，这一运动仍然在这一地区坚持进行的原因。在广东，由于缺乏重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团体，抵制者开展运动基本上是为了他们最初的目标——与排华法案进行斗争。但是到1905年末、1906年初，即使在广东，这场运动也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有条不紊”，人们开始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美感情。

1905年9月，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在视察美国在菲律宾新得到的领土时访问了东亚，和他一同进行访问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作为她父亲的一名非官方特使，爱丽丝·罗斯福要向她所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菲律宾、香港、韩国和中国——表达美国的友好。美国贵宾9月4日抵达香港。当爱丽丝·罗斯福在香港的时候，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发现一些公共场所张贴出许多煽动性的漫画（每幅画上都画着四只乌龟驮着一个美国人）。不过，爱丽丝·罗斯福后来回忆说，除了有一次有围观者用拳头向她示威以外，对广州的访问还算十分顺利（Longworth 1933：91）。在美国的压力下，谨慎的清朝地方官员已经在美国人到达前两天采取了防范措施，并且逮捕了广东拒约会的三名成员马大臣、潘信明、夏仲文。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说，他们是“臭名昭著的流氓”，每天都发表煽动性的反美言论（Consular dispatches，Guangzhou，12 Sept.1905）。这三人于次年10月最终获释。

政府首次逮捕抵制积极分子这一行动，标志着官方政策趋于强硬。同时，它也是广东抵制运动的转折点，并且加剧了抵制阵营内部的分裂。广州的革命派指控改良派向当局出卖了与革命阵营有联系的这三个人，这两大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争夺对于运动控制力的斗争更加激烈。另外，两派都极力影响民众的政治倾向。这是抵制活动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新方向。革命事业在国内外开始越来越受欢迎（S.Wong 1995：197），而抵制运动也像这一时期其他反外运动一样，存在着把斗争焦点从一个外国转移到清朝统治上来的潜在可能性，政府的镇压只不过促成了这一转变而已。尽管在1905年剩下的时间里，各个城市仍然有一些零星的抵制行动，但是这一运动已经开始衰落。最为沉重的打击来自1906年4月，一场地震突然毁掉了抵制运动最为重要的海外基地旧金山唐人街。

但是反美抵制活动并没有完全消逝，它在收回路权斗争、宪政改革甚至1911年革命中又找到了新的生命。比如在上海，抵制团体和积极分子们几乎立刻就为他们的政治热情找到了新的焦点。1905年12月8日，一名四川地方官员的妻子黎黄氏在返乡途中，带着15名女仆路经上海。^[6]由于女仆的数量过多，公共租界的警察以拐卖人口的罪名下令逮捕她。尽管会审公廨的两名中国法官关絅之和金绍成以证据不足坚持要求立即释放黎黄氏，但是英国警察还是强行将她逮捕（《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608）。

第二天，上海商人聚集在各个公所，抗议英国人的蛮横行为，并向外务部和商部发送了要求政府进行抗议和干预的电报（同上）。1905年12月10日晚上，在早先召开反排华会议的地方西园举行了公众集会。据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告说，会议是由抵制的积极分子主持的（《上海工部局档案》1988：28）。12月11日下午又召集了另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大约有1 000人，7名讲演人中的5人是先前的抵制积极分子（同上书：30）。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人又组织了其他几次公众会议（同上书：30，31—32，33，35，36—38，39—40）。一直支持反美抵制运动的大京印刷公司最后印刷了反英传单（同上书：40）。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商务总会的董事会成员们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甚至连著名福建籍议董曾少卿也没有组织或者参加任何一次会议。曾少卿的冷漠态度受到了公忠演说会的领袖戈忠的批评（《上海工部局档案》1988：36）。就在1905年12月，曾少卿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的新会长并得到了商部的承认，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巧合。无论如何，商会绝对不会愿意再去支持另外一场它无力控制的大众运动了。^[7](www.xing528.com)

【注释】

[1] 在直到9月初的整个抵制高潮时期，运动一直都保持着和平状态。9月7日，总领事罗志思 向国务卿报告说：“舆论认为，这里的抵制实际上已经被放弃。”（Consular dispatches，Shanghai，7 Sept.1905）

[2] 当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遭到清政府查禁时，上海书业公所决定将已经印出的书贴上淫书的印花，进行甩卖。

[3] 结合其他资料看，小说作者似乎部分地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张竹君来刻画小说中的张女士。

[4] 《黄金世界》显然没有人们在《苦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亲商人的偏见”。

[5] 它比其他小说都要简短得多，共8章40页。

[6] 没有资料表明她是从哪里开始旅行的。

[7] 与黎黄氏有关的会议，没有一次是由商会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