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积极分子在运动初起时曾经在斗争策略方面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见第五章），但是只有很少人提出运动目标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运动早期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大众动员。不过，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参加者对国家事务尤其是排华法案缺乏了解，因此无法就美国法律和条约的具体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少数了解排华法案的寓美华人力图教育上海、广州和抵制活动其他中心的抵制者，使他们明白条约和美国国内法律之间的区别。
在运动最初几个月里，的确也有一些积极分子发表过他们对抵制目标的看法。一篇5月底发表的重要文章主张全面废除排华法案，作者问到：“倘改约后上等华人至彼者能免除种种苛待，而工则一仍苛待，将听之乎？”（《时报》1905年5月29日）《岭东日报》（广东）6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同样主张彻底取消排华的规定：“美国种种苛待，……实来自禁工条约。……又试问禁工条约果合理否乎？”作者论证说：“此次争约之目的，不但专在改良禁约，优待各项，当直指本原，争至废弃禁工条约为止。”（引自《时报》1905年6月18日）
虽然缺少直接的证据，但是几乎没有疑问，寓美华人试图影响抵制目标的确定。最初发表在《羊城日报》（广东）而后《时报》转载的两篇文章，很可能都是出自海外华人之手。文章的作者对排华法案十分了解，而且更有意义的是，他们都认为可能无法完全废除排华法案，因而建议修改移民管理规定，而不是对之全面拒绝。作者建议清政府以梁诚准备的条约草案（见第四章）为基础，进一步和美国进行谈判。作者还更为具体地提出，清政府应当要求美国在四个方面做出让步：（1）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不需要注册，（2）中国人应当拥有人身保护权，（3）中国人应当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4）应当准许持有适当证件的中国人再次进入美国（引自《时报》1905年6月26日、28日）。
寓美华人发表的意见并不一致，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过几乎不必怀疑的是，和在国内开展抵制活动的人相比，他们更希望对当前的排华法案进行切实可行的修改。这方面的常规资料非常有限，但是有几部当时人创作的小说描述了海外华人和国内抵制者在运动目标方面的差异甚至冲突。《黄金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说的两位主要角色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抵制运动的：一位是在纽约做生意的富商夏建威，另一位是医生张女士。故事以夏建威获悉抵制的消息后立即乘船返回上海开始。在轮船上，他偶然遇到一对中国夫妇。这对夫妇是效忠明朝的孤臣遗老的子嗣，藏匿在一座（虚构的）接近南极的岛上，已经有200多年了。丈夫是岛上民主选出的首领，张女士是他的妻子。
自从清朝军队将他们的祖先赶出中国大陆以后，效忠明朝的这些流亡者们就一直平静地居住在这座遥远的岛上。然而，他们田园诗般的生活由于在海上发现了一名昏迷的中国妇女而突然改变。这名中国妇女的丈夫由于欠下大量赌债而被迫成为契约劳工。在随同丈夫前往古巴的船上，她由于反抗外国人的性要求而遭到殴打，并被扔到海里。张女士和她的丈夫决定帮助这名妇女寻找她的丈夫。为此，他们到了美国，最后又回到中国。在中国，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反美抵制运动之中（第一至四回）。
夏建威十分了解排华法案，希望能够引导民众的热情。他说，如果不能得到任何切实成就，“（运动）终究瓦解冰消”（第五回）。他参加了几次抵制集会，对于很少有人真正清楚问题的根本所在而感到失望。很多大众集会就像是戏剧表演，演说没有多少实质内容，演讲人对移民条约大讲特讲，却不明白造成更大危害的是排华法案。夏建威敦促抵制者们要争取废除排华法案，这样才能为中国人民获得切实的利益（第十回）。
夏建威没有能够说服当地的组织者，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走得太远所带来的后果。另外，他们也没有要影响美国法律的志向和力量。对于大多数参加者来说，民众抗议活动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姿态——一般的大众政治往往如此。夏建威意识到很多人把公众集会看作是表演：“（听讲演）譬如听说书，有话好听，有茶好吃，倒又不花钱，管他，借他坐坐，歇歇脚，也是好的。”另外一个人说得更为直率：“场上那班人，手舞足蹈，倏走倏立，赛如在那里做戏，可惜少了行头。”（第十回）
夏建威发人深省的引导，为张女士继续组织妇女集会奠定了基础。[3]她赞同夏建威的某些看法，强调修订条约是无用的，主张废除排华法案。但是，她也有着女性的独特视角，深切同情中国的劳工。[4]张女士说，修订条约“不过便商而止，便学生而止，工人要不得与。”（第十一回）
张女士对下层中国人的深情在她的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一位神秘的妇女提醒她对修订条约进行驳斥的危险性：如果人们知道修订条约达不到任何成果的话，他们对于运动的热情就会很快消散。这位妇女说，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排华法案过于复杂，而且挑战美国法律可能会带来不可知的危险。把斗争集中于条约上可能会误导民众，但是这样做确实提供了一个把民众团结起来的目标。（第十一回）(www.xing528.com)
我们不知道这本小说的历史真实性有多大，但是它所描述的这些观点似乎是可信的。正如中国的积极分子对于排华法案了解得非常不充分一样，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对于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也知之甚少。更为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改善他们在美国的境遇，而中国的积极分子则把运动看作是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力量。
另一部小说作品《拒约奇谈》也有相似的观点。尽管作为一部小说，它没有多少文学价值（阿英1962：17），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篇披着小说外衣的政论文章。[5]但是，作为大众运动的反映，它表现了有关当时抵制政治最为成熟的讨论。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一个被称作“病夫”的神秘怪人展开。他又小又弱，说着各种方言以及外语，但是很难听懂。这位刚刚到达上海的人来自美国吗？我们一直不知道答案，但是“病夫”对排华法案十分了解，对于抵制运动的许多看法和夏建威相同。与《苦社会》和《黄金世界》不同，《拒约奇谈》不是运用复杂的情节设计来说明作者的观点，而是通过“病夫”的演说直接表达关于抵制运动的思想。在抵制会议上发言的人所传达的信息，大都是象征性的和感性的，缺乏一定的深度，因为在大众集会中几乎不可能表达微妙的思想。但是小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小说不仅用白纸黑字清楚地写出了以其他方式只能鸣响在耳边的信息，也提供了甚至在报纸和杂志文章中都很少见到的深入分析。
在《拒约奇谈》中，抵制者们就抵制运动的三个目标进行了辩论：修订条约、废止条约和废除排华法案。“病夫”对这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首先清楚地表明，修订条约不会产生什么作用：“试问诸君，我商人、学生所受美人之辱，所受美人之侮慢，将受之约乎？受之例乎？受之约，则仆见我商人、学生不独可入美，且犹得享通商条约最优之利益;受之例，则约虽改而例存，我执约以相争，彼援例以相待。”
不过，“病夫”也承认条约和排华法案是相关的：“一劳永逸之策，非废例不可。虽然，例之所始，始于约，故今日有持废约之说者”。他接着解释为什么终止条约也不会取得多少成果：“合工、商、学生人人平等，人人欲得自由，骤自表面观之，较诸君所言之改良似胜十倍。抑知有约可废，则废犹可言，无约可废，则废将何施？诸君亦知前次之续约，业经满限，我中国照请停止，则前约即为无效，第三次之约稿虽已具，然政府争之于内，公使争之于外，至今尚未成立，则在法律，只可谓之约案，而不可谓之条约。……诸君亦知丁亥初夏，我驻美使臣未先请命，贸然与美人签订自禁之约，我政府见有不善，驳令商改，美总统迁怒，手谕议院，立时作废。诸君试思彼主废约者，迴思前事，将必欢欣鼓舞，互相称庆;而诸君之主改良者，其时并无待改，当亦许以为善。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美人于此数年，执行禁例，未尝为我同胞有丝毫之宽限。”他提醒听众说：“废约有前例，所不待论，改良则约之所可改者，只寥寥三数端，而证以初次立约随订禁例之事观之，则例一日不废，我同胞受辱必如前，受侮慢亦必如前。”（第二章）
归根结底，有关条约和排华法案之间的争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是抵制者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对排华法案及其野蛮实施进行修改，还是全面停止排华行为。“病夫”十分清楚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对当前弊端的任何温和性改良都会继续危害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同时也会为未来对其他中国群体采取歧视行为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为中国劳工争取平等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排华法案已经实行了30多年。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病夫”建议抵制者们应该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努力：在国内，试图说服中国政府不要订立新的条约，以使美国没有任何依据发布新的排华法案;在国外，要求废除排华法案。他敦促抵制者们努力争取所能取得的任何改变，同时坚持斗争，直到排华法案成为过去（第二章）。
如果像“病夫”所说的那样，把排华法案做为斗争目标的话，那么，中国要求一个主权国家改变为了保护其边界而通过的法律，需要根据什么样的说理方式呢？（我们还记得，在这一时期，“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见第六章）抵制参加者们的一个现实考虑，是他们无法对排华法案施加影响。条约涉及双边的利益，而排华法案则是纯粹的国内问题。
对于这样的看法，“病夫”进行了精彩的辩驳：“试问美人所定之苛例，为施之美人乎？为施之华人乎？施之美人，则纯然其为内政之性质，我诚无得而过问。而今则已施于华人。为施于一般入美之人乎？为专施之华人乎？施之于一般入美之人，则无为祸首，无为戎先，我犹可安坐以俟他国之诘责，而今则专施之华人。既专施之华人，而又非施之一般入美之人，是内政而含有国际之性质者也。”（第四章）
“病夫”的论理十分出色，但是真正的困难是说服城市消费者不要购买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抵制美货即使能够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也极其微小，更不必说会影响到排华法案了。因此，许多非常了解情况的城市居民对于抵货能否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病夫”对此做出的回应是，不要用激情去要求人们为爱国做出牺牲，而要进行现实的权衡。他承认抵货不可能在短期内迫使美国屈服，因此提出了一个以“中国人买中国货”思想为中心的长期计划（第七章）。小说结尾时，“病夫”变成了一名企业家。他在江苏北部建起了一个大型农场，雇用了数百名工人。这些工人喂养鸡、羊和其他一些家畜，种植茶叶、桑树和各种农作物，并且在一座纺织厂工作（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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