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6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进展

在满洲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营口，商人行会于7月21日和24日收到了通知他们上海商人已经停止订购美国货的电报，营口商人把这些消息理解为立刻抵制所有的美国货。7月27日，当一艘来自纽约的装有80 000桶美孚煤油的货船抵达营口港时，中国买办陈子澄和秘书沈兆亭决定不安排卸货。第二天马上就在西寺举行会议，吸引了300多人到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发布了抵制美货的声明。尽管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转向一家日本商号寻求帮助，并且试图以双倍工资来雇用中国的码头工人，但码头工人们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来自美国领事的干预也没有发生作用（《时报》1905年8月10日）。

除了广东和福建地区以外，抵制活动开展得最为普遍的可能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了。在苏州，烟草商吴乃仕宣布，他已经停止出售品海牌香烟，并且许诺将他库存的美国香烟带到圆妙观当众焚毁（《时报》1905年8月21日）。在浙江嘉兴，每一家商店都在店门上贴出不出售美国货的告示，“日来市上美货业已绝迹”（《时报》1905年8月28日）。

海外华人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爱国心。在泰国，中国商人拦截住了载有美国面粉和香烟的货轮（《时报》1905年9月17日）。在香港，虽然中国商人团体没有得到进行抵制活动的官方许可，但商人们自行采取行动。例如，面粉商邓立亭在卖出已经库存的几千袋美国面粉以后，决定不再销售。美国火柴厂的业主关闭了工厂，并且立誓说，如果美国不修改其排华法案，就不再开业（《时报》1905年8月24日）。

在日本，神户的一百多名商人聚集在中华会馆，决定不帮助美国货物装船（《时报》1905年8月15日）。长崎的中国商人宣布，他们在8月1日后不再购买任何美国货。横滨的中国人抵制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数百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返回中国，直接参加抵制运动。四川籍的学生去到重庆，向西南偏远地区的这个大城市的商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实行抵制（《时报》1905年8月9日、15日）。

海外华人对抵制运动最为重要的贡献显然是金钱上的支持。据报告，马尼拉的中国商人把“一大笔钱”汇到厦门，以资助那里的抵制运动（Consular dispatches，Amoy，31 Aug.1905）。寓美华人也向广州汇寄了相当数量的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确信：“如果不是有着大量捐助的话，这场风潮本来不可能持续这么久的时间。”（Consular dispatches，Guangzhou，12 Oct.1905）利用这些捐助，人们就能够免费散发报纸，并且可以开展其他一些活动。美国领事报告说：“这一活动对于把运动推进到内地是最为有效的”（ibid.）。

抵制运动在广东开展得特别普遍，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惊奇。在广东，继续经营美国货的商人收到了威胁他们生命的恐吓信。美国领事馆的雇员被告知，不要再做“美国人的奴隶”（Consular dispatches，Guangzhou，19，30 Aug.1905）。据报告，英美烟草公司在梧州的中国代理人据称被人打倒在地（ibid.，28 Sept.1905）。8月19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报告说：“广州城内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数千家商店张贴出告示，宣布‘本店不卖美国货’，从而制造出一种（反美）情绪。……上面提到的这些告示不仅张贴在销售美国货的商店里，也张贴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和居民区，以及肉店和那些只销售中国货的商店里。”总领事继续报告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我昨天听说，有一名划舢板或是小船的妇女拒绝把一个箱子摆渡到江对面去，因为箱子里装有美国货物。一名传教士今天早晨告诉我，几名青年学生离开了教会大学，因为它是美国学校。……美孚石油的代理们今天早晨告诉我，他的中国买主抱怨，已经获得通行证的装载美国油的船只以前只需在厘卡加盖印章，现在则要逗留好几个小时，要对油进行检查，在油桶上刺好几个洞。船主受到的延宕和留难，迫使他们拒绝再装运任何美国油。”（ibid.，19 August 1905）这位总领事还注意到，广东人宁愿“用一元钱购买一袋品质不如美国面粉的澳大利亚面粉，也不愿意购买75分钱一袋的美国面粉。……他们不烧美国油，宁愿用一种品质十分低劣的油，这种油烧起来味大烟浓，发出的光也十分昏暗”（ibid.，Guangzhou，28 Sept.1905）

在同为移民省份的福建，抵制运动开展得同样轰轰烈烈。甚至在抵制正式开始之前，就有人砍倒了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的美国国旗（见第五章）。当两个月的期限到期时，没有遵守抵制决议的商人受到了威胁，美国人雇用的中国雇员和仆人被告知要辞职（ibid.，Amoy，18 July 1905）。一些与马尼拉有特别联系的人领导了福建的民众骚动^[10]，而当地官员对排华法案所激起的民众愤怒情绪显然持同情态度。美国总领事克鲁德林报告说：“本月20日夜晚，身穿学校制服的同文馆学生遭到海防厅士兵的攻击，被叫作‘美国奴隶’并且受到粗暴对待。”（ibid.，Amoy，24 Aug.1905）

抵制运动无疑产生了效果，但很难估价这种效果究竟有多大。^[11]正如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所报告的：“很难确定美国贸易所受到的准确损失，但我从这里的美国商号的代理人那儿得知，美孚石油公司尽管还在销售油产品，但由于抵制而造成的损失已达10 000桶，价值25 000墨西哥元，这还没有算上一些本来打算开设、后来认为最好不要开设的代理机构原本可能会销售的油产品的价值。面粉商人报告说，8月份销出等待转运的数量为零，也就是说，以往这一时期卖出的500 000袋是不可能完成了。其他方面的销售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是由于这一市场是在香港进行交易，很难做出准确的估价。”（ibid.，Guangzhou，19 Aug.1905）

大众对抵制的支持以及抵制在各地产生的效果，迫使美国驻华外交官认真对待抵制运动，有些外交官甚至提出改变政策以平息中国人的仇恨思想。在驻华美国官员对运动所做的各种分析中，最为成熟然而也怀有偏见的是美国驻厦门领事安德森的分析。他建议实行更为合理的移民法规，允许商人和其他上层中国人可以顺畅地进入美国。和某些认为抵制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行动的美国官员不同，安德森相信抵制运动得到了民众真诚的支持，尤其是在广东、福建和上海地区。按照他的理解，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怎么反对移民管理规定本身，因此如果只是对那些规定有争论的话，他认为这一运动原本只会限制在移民省份。安德森解释说，但是由于美国的管理限制发展到虐待、折磨和羞辱上层中国人尤其是商人，结果使得抵制运动传播开来并且变得十分强大：

我的判断是，仇恨与其说是针对我们移民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人在入境时以及在正常进入到美国领土以后在实施这些法规时所遭到的对待。

最严重的问题来自商人阶层。商人也感觉到了其他不受禁止的阶层对于被归类为罪犯以及在美国被当作罪犯对待——甚至在他们正当而合法地进入美国领土以后，不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国民所受到的同样待遇，反而被看作是犯了某种罪行，时时刻刻要证明自己的无辜——所感到的不满。此外，商人阶层还有着其他一些抱怨的理由。（ibid.，Amoy，10 October，1905）

安德森对排华法案提出了几点修正：

第一，要做出相关安排，以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的地位在他们启程前往美国本土和其他美国领土之前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和最终的确定。

第二，放宽现在的管理规定，使得商人雇用的人员和其他一些不受禁止的阶层的雇员和随从侍者——此等雇员和随从为生意上或是旅行到美国领土所必需——能够自由登岸入境。前提是，当这些雇员和随从的工作雇用期结束时，其雇主负责将其返送回中国;我赞成允许小店主、工匠和商人阶层一样入境（美国）。（ibid.）

不幸的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移民谈判中，从来没有讨论过安德森的建议。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坚持认为，只有在抵制停止以后，谈判才能重新开始。

一些中国商人，尤其是那些主要经营对美贸易的上海商人，同样热切地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8月初发生了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使得某些上海商人和更为积极的抵制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高潮。一个事件是抵制运动的象征性领袖曾少卿受到了死亡威胁，另一个事件是冯夏威的自杀，据说他之所以自杀，是要鼓励他的同胞们把他们的事业坚持到底。

8月9日，两名陌生人来到曾少卿的寓所，试图说服他离开上海（《时报》1905年8月10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柔克义要求外务部大臣惩戒曾少卿（张存武1966：159）。虽然没有证据确定进行死亡威胁的幕后主使，但是人们普遍猜测这一行动受到了上海城内势力强大的商人集团的支持。面对死亡威胁，60岁的曾少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12]：

当日（1905年5月10日）领衔（向政府）发电时，已决心以一死许此公益事。既以一死许之，今日从而避之，有此理乎！且仆一人畏死，更惹全球轻视，谓中国人性质不过畏死而已……仆遂为天下罪人矣。……传语同胞，死于美人，死于业美货者，皆仆正当死法，虽死犹生，无遗憾。……所愿曾少卿死后，千万曾少卿相继而起，挽回国势，争成人格，有与列强并峙于大地之一日，则仆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至我死之后，不可与死我者为难，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也。（《时报》1905年8月10日，《申报》1905年8月11日）

曾少卿的公开信发表后，每天由各地寄来100多封信，表达他们的愤慨、同情和支持（《新闻报》1905年8月13日）。他的支持者把他和尧、舜、诸葛亮^[13]、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林肯（Abraham Lincoln）相比（张存武1966：159—162）。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曾少卿被暗杀，千百万曾少卿会站起来，将运动进行到底（同上）。

在当时上海激奋的气氛中，也有一些更为激进的抵制者并不认为曾少卿是一名抵制英雄。事实上，他们认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一些上海商人违背保证继续订购美国货时的无所作为，要由曾少卿负责（《申报》1905年8月12日）。就像曾少卿收到死亡威胁时一样，运动积极分子也给了曾少卿三天时间来解释，作为抵制美货的首倡者，他为什么没有采取惩罚措施来阻止这些订货（《申报》1905年8月12日）。曾少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他坦诚直率的公开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会让那些比较积极的抵制者感到失望：他陈述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来强迫商人实施他们的保证（同上）。曾少卿是上海商务总会执行董事会的一员，不过也是唯一一名公开而且积极地支持这一事业的董事会成员。

曾少卿在公共舆论的这场激烈讨论中的立场，表明了“公众”——抵制者用来指称商人和一般民众的一个名词——中间的深刻分裂，同时也表明了运动面临的两难困境：政府没有权力强迫百姓购买美国货，但是抵制者也不能强迫商人不卖美国货。不过，即使抵制者们已经不再能够指望大商人的坚定态度，如果普遍民众一直忠实于这一事业的话，这场大众运动本来也可能会取得成功。归根到底，商人订货是因为有人购买。因此，认为冯夏威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希望他的同胞能够牺牲个人利益来支持这一事业，也许并非无端的猜测。然而，冯夏威自杀的真实动机并不重要。从大量的悼词把他崇奉为烈士来看，抵制者显然把他的自杀看作是一种牺牲行为。^[14]

从少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冯夏威是一名菲律宾华人，来自广东省南海，一个有众多人口移民海外的地方（张存武 1966：61，165，阿英 1962：457）。^[15]他17岁时出国，游历了南美和几个欧洲国家，在抵制运动爆发前不久回到中国（阿英1962：457）。他在上海的具体生活不得而知，但是他一定十分爱好文学，因为他被上海的文学社团人镜学社所接受（《时报》1905年8月21日，张存武1966：61，阿英 1962：457）。冯夏威在这一文学社团的抵制集会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的自杀成为了一个公众事件。在8月20日追悼会上，主要发言人宣称：“冯君所以死抵制禁约之故，冀唤醒同胞始终坚持不用美货。”（《时报》1905年8月21日）(www.xing528.com)

戏剧《海侨春传奇》把冯夏威刻画成具有传统侠义精神的现代英雄。他身穿一套西装，在少年中国魂的激励下，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吞下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剧作家的话说：“要使美人知我国人心之不死，即以救中国之死。”（阿英1962：458）有篇悼词主要是对生命和一个新中国的欢呼，而不是对死者的悼念。它赞扬冯夏威要比中国古代的那些忠臣义士更为伟大，因为他们只为一人一姓去死，不过是个人的私义，并没有产生多少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冯夏威则是“以身殉社会者”（阿英 1962：697）。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冯夏威的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激励了抵制者们坚持进行斗争，但是很明显，他已经成为他们事业的象征。一份悼词宣称：“美约一日不废，吾知冯公之灵更不安也。”同样明显的是，对曾少卿的死亡威胁也没有削弱众多抵制者的决心，抵制继续给中国商人和美国人带来损失。

到8月底，上海商人已经十分绝望，他们开始把一大部分市场份额转移到北方的天津和中国的东北。在这些地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成功地控制住了抵制运动（Remer 1933：31，杨国标等1989：394）。

然而，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抵制积极分子打算派代表到中国北方时，上海商人十分恐慌，担心如果政府不出面干预的话，抵制将不会结束。最后，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同志，采取了最后的手段，要求清政府给予帮助。

【注释】

[1] 对于大众政治的文化研究的全面批评，见Tarrow（1994：120—122）。

[2] 汪笑侬、熊文通：《致曾少卿书》（阿英：1962：669）。该信未注明时间，但从其内容来看，显 然写于1905年7月末或者8月初。未找到《苦旅行》的剧本，但至少有一部表现抵制运动的 完整剧本《海侨春传奇》可资利用（见第五、六章）。几乎不用怀疑，在上海和广州上演过某 种抵制戏剧。

[3] 花旗系指美国。

[4] 其中有商人团体、学会、反缠足会和反吸食鸦片会等社会改良团体，还有一些革命团体。所有这些团体（革命团体除外）在抵制运动期间都十分活跃（章开沅1983，徐辉琪等1991）。

[5] 在这方面，上海商务总会与天津商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代表性。两个商会的成员之间的交往 严格限制在商业范围内，他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多次冲突（《天津商 会档案资料汇编》，1987，上册：81，568）。

[6] 在运动期间，学生团体没有进行多少活动，尽管不少公共集会在学校里举行。只是到了运动 快要结束时，一个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环球中国学生会才在上海开始活动（《申报》1905年9月10日）。

[7] 这些学习团体的出现，是19 世纪末年以来一个更为宏大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新政谕旨 1901年发布以后，学习团体大量涌现。例如，从1902—1911年，至少成立了220 家读报社，其中有10 家女子读报社（李斯颐 1991）。

[8] 例如，公忠演说会的戈忠和人镜学社的吴沃尧在不同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团体组织的许多集 会上发表演说。

[9] 有些会议不允许男人参加，原因主要是当时在学校和社会聚会中仍然实行男女隔离。

[10] 商人、前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周洪（音）成为福建抵制运动的领袖，周洪出生在马尼拉，父亲 是中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

[11] 抵制的短期效果是不可否认的，但难以找到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李时岳（1985：706），美国 对华出口达到76 926 833 海关两，次年下降到44 436 209 海关两。抵制的短期效果还可以 在美国领事报告中找到证明（Consular dispatches，Guangzhou，11，12，Aug.1905）。也见 张存武（1966：152—153）和高家龙（Cochran 1986：151—203）。

[12] 曾少卿的《留别天下同胞》暗示，他怀疑那些销售美国货的商人是死亡威胁的幕后主使（《时 报》1905年8月10日）。戏剧《海侨春传奇》的猜测相同（见阿英 1962：479）。

[13] 尧和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皇帝，诸葛亮（182—234）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谋略家。

[14] 冯夏威死于1905年7月16日，抵制运动预定开始前几天（阿英 1962：457，张存武 1966：165）。但是，直到8月21日，报纸才报道了他的死讯。8月20日，人镜学社召开了一个纪念 冯夏威的会议，但《时报》对这次会议的报道非常简短（《时报》1905年8月21日）。时人对 他的动机只能加以猜测（阿英 1962：458），难以断定他的自杀确实是一种牺牲行为，是对美 国虐待中国移民的抗议（报纸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和威胁抵制领袖曾少卿一事那样广泛的 报道，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希望运动转向暴力）。冯夏威的死亡其后被某些抵制者所利用，以 激励一般民众。追悼会在广东举行，宣读和发表了大量的悼词（阿英 1962：696，699）。戏 剧《海侨春传奇》里，有一场就专门用以赞美冯夏威假定的英雄主义精神。

[15] 有关冯夏威的信息主要来自悼词和《海侨春传奇》，该剧作者承认，在描绘冯夏威时进行了 一些诗意的创作，但该剧有关冯夏威的海外经历和人镜学社成员的描述可能是可信的，因为 它与一些悼词和报纸报道相一致。该剧对抵制运动期间一些事件的描述，与《申报》和《时 报》一类比较可信的报纸报道也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