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人与上层人士开始关注

在公众的压力下，上海的批发商人最初发表申明，保证不订购美国货。但是，随着运动开始伤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试图进行自我保护。他们先是直接违背他们的保证，继续订购美国货，寄希望于民众的抵制热情能够迅速地消失。然后，他们又出售库存的美国货。不过，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争议。代表商人利益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理由很难完全拒绝：他们希望能够对一般意义的美国货和已经在中国商人手里的美国货加以区别。

这些商人强调了中国人拥有的美国货和美国人拥有的美国货之间的不同，这种差别得到了沪学会、上海商学会的成员以及上海社会上层其他一些人的认可。因此，在运动高潮期的7月底和8月，上海商人不但没有带头抵制美货，而且还在加速销售这些商品。他们忙着想办法“疏通”——这是当时所使用的词语——已经库存的以及之前订购的、尚在运输途中的美国货。根据美国领事的报告，上海的货栈中当时大约有160 000包美国布匹，价值12 000 000海关两，或者将近8 000 000金元（Consular dispatches，Shanghai，16 Sept.1905）。

甚至《时报》、《申报》一类抵制报纸也表达了对这种“疏通”美国货的做法的理解，毕竟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增强他们的力量。这些报纸将抵制运动提升到商战的高度，抵制的最终效果和抵制者的团结一致都要依赖于商人的支持和合作。

上海商人保证不再订购美国货以后不久，《时报》（1905年7月23日）发表了一篇评论，赞扬商人为公共事业“独捐其大利而受大害也”，要求公众“体谅商情”。作者认为，重要的是公众找出“皆当各尽其能力而分任之道”，否则的话，运动就难以持久。在一封写给商人的信中，商学会表示：“抵制美约、抵制美人，非抵制同胞也。”（《时报》1905年7月24日）(www.xing528.com)

在较小的城市和城镇中，几乎没有多少人关心上海富有商人的利益。关于哪种美国货应该抵制、哪种美国货应该允许出售这类拘泥细节的讨论，从来没有在广阔中国的普通百姓中间引起多少关注。在许多地方，7月宣布抵制美货以后，抵制者们立即开始清理美国货，一些店主甚至当众销毁美国货以表示他们对抵制事业的支持。对于那些真诚的参加者来说，对全面抵制的任何拖延似乎都是没有道理和不能接受的。一般情况下，货物从美国运到上海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样，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比如已经订购的货物能够立刻上船付运），在抵制实施以后，某些美国货也可以继续销售半年。因此，想要继续经营的商人就会试图对他们订货的日期做出虚假的申明。更严重的是，某些商人有可能不顾他们做出的保证，继续秘密订购美国货（阿英1962：477—482）。即使没有新的订单，那些已经做出的订单所引起的问题也是十分巨大的。在抵制截止日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某些上海商人又订下了10月交货的额外订单（《申报》1905年8月12日）。随着美国货不断地抵达上海港口，一些抵制者忍不住会问，全面抵制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施。

抵制如果拖得时间太长，就会带来很多严重问题。商人会被拖垮;消费者不能忍受长久的不方便;政府可能会镇压抵制以维护社会秩序;美国和其他列强也可能会加以干涉，以阻止抵制，恢复贸易。抵制还会给美国人造成一些直接的影响。一些抵制积极分子认为有两件事必须要做：一是向商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取消订货，即使不能全部取消，也要部分取消;二是动员码头工人不卸美国货。在8月6日举行的一次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上，曾少卿认为取消订货有着正当的理由。他论证说，根据商业惯例，如果发生工人罢工一类的意外事件，就可以取消商业订单。由于抵制美货是一次意外事件，所以订货应该能够被取消（《新闻报》1905年8月7日）。当上海还在争论当中的时候，在其他许多中国城市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采取了他们认为正当的行动。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加强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