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抵制集会是由一些在抵制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活动的民间团体召集的[4]，没有这些团体，抵制运动事实上是不可能开展起来的。正如第三章所表明的，在清末，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其中组织得最好的可能是商人团体和同乡组织，但是即使是这些团体，一般也只在各自地区内具有纵向关系，和其他地区的类似团体之间并没有行政上的联系。[5]
各种知识分子团体和学会的力量尽管不是特别强，但也具有相当的影响[6]，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沪学会、上海商学会、人镜学社和公忠演说会。读报社的影响要小一些，最活跃的是扬州读书会。[7]
虽然这些学会的成员有时也参加其他团体的会议[8]，但是团体本身是独立的单位，在抵制的目标和方式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沪学会和上海商学会的成员主要是一些绅商知识分子和一些与政界、商界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沪学会会长马相伯是这两个团体的著名成员（《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82），他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的外交官，与两江总督周馥过从甚密（见第四章）。创立上海商学会的孙多鑫本身是一名大商人，他家在上海有着很重要的官方背景（《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81），他因此较为保守，支持上海商务总会在抵制目标和方式上的立场。
另一方面，人镜学社和公忠演说会是由吴沃尧和戈忠一类小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坚持要整个废除歧视性条约。另外，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少数商人的利益。人镜学社更加具有改革精神，正如发表在激进报纸《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1日）上的学社章程所说，人镜学社“以萃同人资考镜，实收群学之效，培成干济之才为宗旨”。内设五个支部：“一曰阅书，以陶淑性情、开通知识为目的;二曰讲学，以借助他人、功收人境为目的;三曰课艺，以补习科学、研究文艺为目的;四曰体育，以锻炼体魄、陶冶军民为目的;五曰国语，以改良词令、一致文言为目的。”（《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84）人镜学社的成员中，有吴沃尧和冯夏威等抵制积极分子。
影响较小但是同样十分活跃的是一些知识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其中包括特别引人注意的妇女团体。中国妇女于19世纪晚期开始组成反缠足会，到20世纪初年则围绕职业和教育组织起来（刘巨才1989）。尽管在引导抵制运动的方向上，妇女团体的影响微不足道，但这些团体在上海、南翔、嘉定、苏州、无锡、杭州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自己的会议，发表自己有关抵制的决议，以此来确立自己的个性（张存武1966：128—129，《时报》和《申报》1905年7月，刘巨才1989：256—259）。表7.1列出了1905年7—9月间由妇女组织的一些抵制会议。[9](www.xing528.com)
表7.1 妇女组织的抵制集会
资料来源：刘巨才 1989：256—259; 张存武 1966：128—133。
由于这些妇女社会团体结构松散，它们的抵制活动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着良好的协作或者组织。一些地方团体指望上海商务总会能够下达具体的指示，但是多数团体干脆自行通过决议，尤其是当它们开始怀疑商务总会所关心的只是少数大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抵制事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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