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新的通讯方式，同时也由于城市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抵制运动的动员非常成功。7月末，上海宣布正式进行抵制，激励了全中国的人。下层群体一旦参与进来并且采取行动，这一运动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一场理性的讨论和有组织的请愿活动，变成了一场大众性骚动。在大多数城市中，运动在7月末到9月之间达到高潮，尽管在不同的地区这一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别。运动从请愿形式到舞台演出形式的转变，明显地表现在一些新的发展上：相当数量的通俗文学和戏剧作品的出现，海报和传单的广泛散发，以非精英演讲者为特色的中下层群体集会，以及象征性和娱乐性的歌曲、戏剧、小说和讲演术的广泛应用。
有关文化史和民众行动的新近研究富有成果地对政治示威活动和舞台演出进行了比较，认为对于参加者来说，往往十分狂暴而且看似缺乏理性的民众行动可能有着十分丰富的意义，“人群”实际上是由一些自觉的演员组成的（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2，Wasserstrom 1991，Hunt 1983，Desan 1989，Mosse 1975）。例如，周锡瑞和华志建（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2）的研究表明，在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学生在他们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政治舞台的方式。他们认为，学生们是运动积极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演员”。(www.xing528.com)
对于抵制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说，这场运动有时的确像是一场戏剧演出。在这场演出中，各色演员或者扮演了英勇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扮演了自私的懦夫。但是，大众政治也涉及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残酷的权力斗争[1]。研究民众行动中各种力量的历史学家和学生在选取这些冲突和斗争时，力图寻找政治的象征性运用与为自身实际利益而争取权力的斗争之间的联系。结果，抵制运动就成为面临数百万元损失的商人和那些决心将抵制运动进行到底的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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