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学：揭示美货运动的关键作品

对于反美抵制运动的思想意识，应当置于当时总的时代思潮之中来加以认识。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虽然传统的儒家思想还远远没有被抛弃，但民族主义、民权、进化和其他一些新概念已经开始在城市民众中传播开来（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1990）。正如许多反美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观念已经为中国的城市民众提供了一套新词汇和一种新鲜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里，世界被描绘成一个霍布斯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战场。因此，如果中国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就是因为中国是弱小的，而弱小的民族会在无情的生存竞争中灭绝。

在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思想能够比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能影响中国城市民众的思想了（张仲礼1990：1034）。甚至早在《天演论》——严复据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翻译并加以评论的著名文言译本——出版之前，进化的概念就已经通过报纸和小书介绍给了城市的读者。1873年8月21日，《申报》报道了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理论。不过，这篇同样使用文言的文章阐述过于粗略，而且隐晦难懂，使用了“性情”和“血气”一类难以捉摸的名词来描述人的要素。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才有一些书籍和翻译提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张仲礼1990：1034—1035）。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用了许多古代的典故，最初只能得到一些精通中国古文的知识分子的欣赏。根据严复研究专家王栻（1957：33）考察，早在《天演论》正式出版前四年，它的译稿就已经开始流传。译作吸引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其中有倡导古文写作的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同上书：33—34）。在最早读到译稿的人中间有梁启超，他随之开始鼓吹进化论。后来，康有为通过梁启超看到了《天演论》。这部书显然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赞扬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者”（同上书：36—37）。

尽管翻译文字深奥，但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以后，这部书所传达的信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因此很快便开始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重要的新学知识分子鲁迅曾经回忆说，他在南京买到一本石印本的《天演论》，“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同上书：37）。小说家包天笑也回忆道：“《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1971：219）

在当时，甚至一些小学生和中学生都熟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思想受到欢迎主要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危机局势，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严复相当精妙地表达了进化论的主要观点。他的遣词造句充分利用了中国古文的精练和深邃，但又不像许多文言作品那样晦涩。这八个字工整地组成一个对子，这是表达谚语箴言、格言警句的一种形式，在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里都经常使用。因此，尽管阅读严复译著的人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把这八个字铭记在心。和进化论思想有关的一些汉字，也开始广泛地被用于人名和机构名称。

在这之前，在19世纪80年代，儒家士大夫黄遵宪曾经感叹道：“现在还不是大同之世，我们只能用智慧和力量进行竞争。”（Arkush and Lee 1989：64）20年后，黄遵宪承认“吾辈处于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张枬、王忍之1962，第一卷上册：334）。在世纪之交，进化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好用的理论解释框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大量应用这一框架，有时候甚至都不加选择（张枬、王忍之1962）。新的世纪给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告诉中国人他们所居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名作者在1903年慷慨陈词：“践十九世纪之阶级，登二十世纪之舞台，一竞争至烈之时代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538）一些作者警告说，20世纪是达尔文主义竞争的时代，而中国则处在斗争的中心。比如，《中国之改造》一文的作者以一种戏剧性的口气开始他的政治说教：“呜呼，今日之中国，其世界列强竞争角逐之点哉。”一份学生出版物与之遥相呼应：“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另一篇文章对此深表同意：“今日之时，何时乎？我中国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也。”（同上书，第一卷上册：416，434，460）

尽管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他们都赞成进化论。正如当时主要的宪政改革派梁启超所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同上书：243）在另一面，当时最著名的青年革命派、思想十分激进的邹容，则慷慨激昂地评说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651）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使用进化论的词汇作为许多现象的解释工具。比如，民族国家就是进化的结果。正如一篇文章所论证的：“国家之起源，由于民族之竞争也。吾故逆用其例，以言曰：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其组织体之进化也，则名之曰国。”（同上书：486）。与此相同，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用进化论来加以解说。一位作者用典型的哲学概括开始了他的文章：“天择物竞，最宜者存，万物莫不然，而于政体为尤著。”而另一名作者用相反的词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界之进化与否，悉视乎政体之得失。”（同上书：540，536）。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熟悉进化这个名词，他们的分析也变得越来越精细。进化的概念开始被应用于许多具体领域。人类和各种物质处在进化之中，国家、政治、教育、经济和外交也是如此，甚至连婚姻形式也能够用进化的名词来进行解释。进化论被十分方便地用来证明，和包办婚姻相对立的自由婚姻是正当的（同上书：853—859）。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来说，谈论进化就是提倡和传播竞争和斗争的思想。因此，正如士兵参加战斗一样，商人们谈论商战，而学生们也用竞争来谈论学习。每个人都强调竞争，因为只有通过竞争，适者才能生存。这种新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新价值观的产生。一些人不再把自私自利看作是道德不好的行为，反而受到鼓励，把它看作是推动优秀人物产生的力量（同上书：494—495）。同样地，其他一些人论证说，自然选择并非是人类控制不了的必然命运，因为进行选择的正是人类，而不是自然或者天（同上书：714—715，866—867）。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的教义并非不能相互兼容，它甚至也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理论。一名作者发现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对人的努力的强调与进化的观点十分相似（同上书：866—867），而另一名作者则认为孟子（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和杨朱（公元前440—公元前360？）都赞颂进化论所提倡的自私行为（同上书：495）。

在20世纪初，进化的概念十分流行，人们用动词（进化）、形容词（天演）以及名词的形式来表述它。“进化”在汉语中成为进步或者发展的同义字。比方说，“发展史”现在也写作“进化史”。尽管“进化”一词可能来自日本，但更为流行的它的同义词“天演”则源于汉语。人们更普遍地使用“天演”一词，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概念，“天演”不完全是外国的，听上去甚至比较熟悉。中国的很多格言警句都用“天”作为揭示神秘上天的深奥意义的关键性概念。在中国的典籍和通俗文学中，常常会出现诸如“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即理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一类的语句。事实上，“天”是中国人如此熟悉的一个概念，以致一位认真的思想者担心“天演”一词可能并不能表达任何新的意义。因此，他于1903年建议应该将“天演”理解为“人演”，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的努力（张枬、王忍之 1962，第一卷下册：714—719）。^[7]

这并不是说，进化论是当时的中国城市民众理解世界的唯一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年已经被介绍进中国，甚至共产主义也进入到了通俗文学中。抵制美货运动之前和运动期间很受欢迎的作家林獬，嘲笑所谓的新党对“共产主义”一词的滥用（同上书：905）。不过，各种政治观点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使用进化论的词汇，恐怕是没有疑问的，几乎没有有人感觉这一新思想与他们已经信服的其他思想完全相悖。

十分自然地，进化论也被用来评论排华法案和论证抵制行为的正当性。1903年，陈仪侃在为《新中国报》撰写的极有影响的社论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今日之世界，强权世界也，竞争世界也，优胜劣败世界也。……公理无势，口舌无力，竞争世界，徒讲道理，断不可以动人也。……禁例不能废而必废之，废之之道将奈何？曰抵制之。”（见阿英1962：589—591，611）。与陈仪侃一样，许多抵制积极分子认为，与美国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有关移民权利的一次简单的、孤立的纠纷，因此，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日本在对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重要性。在一封给曾少卿的信中，吴沃尧写道：“今吾中国之抵制美约，亦一无形之战也。使战而胜，名誉当不亚于日本。”（同上书：667）运动积极分子林实虹在一封公开信里激励全国同胞姊妹，使用了和陈仪侃的社论差不多的文字：“嗟乎！今日世界种族竞争，优胜劣败，公理彰彰，无所逃避。……故今日之抵制美约，实出万不得已，乃为此孤注之一掷。幸而成功，则成国民今后荣誉，固当发达于五洲大地之上，而受多数人之欢迎。……如其不然，则我同胞前途之危险现象，必有不可思议者。”（同上书：648）

在为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普通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千禧年思虑。在戏剧《海侨春传奇》中，一名年轻人（小生）^[8]说：“物竞天择，是天演的公例，诸君不是听说过的吗？不竞则不能存，不群则不能竞。……我国民一线生机，自今日抵制美约始。”（同上书：467）

在另一部用广东方言写成的通俗戏剧中，一名演员用中板这样演唱道：

问同胞，可晓得，物竞天演，

优者胜，劣者败，为生竞存。

……

望同胞，还须要，合群奋勉，

结团体，谋抵制，不可迟延。（同上书：683—684）(www.xing528.com)

反美小说也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类似表达。《苦社会》从种族竞争的角度来表现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一位主角嘲笑他的一位认为美国是自由国家的朋友说：“如今的世界只有白种的自由，没有黄种的自由。”（同上书：78）小说《拒约奇谈》中的一名演讲者告诉他的听众，抵制美货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同上书：230—231）。小说《苦学生》的作者是一名归国留学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并不陌生。小说中那名学生寓言式的经历开始于一场隐喻性的蚂蚁大战，一支组织有序的白蚁军队残酷地打败了一群乱作一团的黄蚁。作者通过小说主角的自省，得出了甚至蚂蚁间的斗争都显示了进化原理的结论：“劣者必亡，优者必存，是万万无可解免的。”（同上书：273—274）

抵制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更为普遍的对于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担忧之情的激励，又进一步受到了广泛的危机感的刺激。进化的理论和词汇帮助城市中国人把中美冲突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进化的斗争观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有人把抵制运动称为“争约”，一个有着社会达文主义内涵的新词语。

比较之下，有关中国移民和美国歧视中国移民的特定社会和经济原因，就没有得到彻底的讨论或者广泛的传播。在寓美华商致清政府的信中，他们把移民每年向中国汇寄数百万美元作为清政府应当保护寓美华人的一个理由（同上书：513）。但是，这个主题并没有引起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注意，这表明人们只是在相当笼统的意义上考虑经济因素。

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很大，但它决不是抵制积极分子用以反对美国歧视的唯一理论框架。社会达尔文主义毕竟是强者的理论，它意味着强权就是公理。然而就此来说，有意思的是弱者——这里是中国——竟然完全接受了这一理论。在赞同竞争和进化的观点时，抵制者们的作品和讲演表现出了极大的混乱、犹疑和相互矛盾。这种情况在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名词“强权”和“公理”——有时也作“公例”——的广泛而又不甚合理的使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抵制者们在“公理”的各种含义之间犹疑不定，很可能是由于它在意味着“宇宙法则”——这一法则超越人类的控制，因而是中性的和客观的——的同时，还意味着要求公平和正义的“道德法则”。下面是从各种抵制出版物中间摘取的一些例子：“今日世界种族竞争，优胜劣败，公理彰彰，无所逃避”（阿英 1962：648）;“今之世界，并无公理，只有强权”（同上书：684）;“公理无势，口舌无力，竞争世界，徒讲道理，断不可以动人也”（同上书：589）;“（美国政治家）顾不得什么公理”（同上书：291）;“美国人怎能抹杀两国原订的条约，只用强权呢？”（同上书：79）

在第一句话中，“公理”明确地意味着宇宙法则，中立而且不受人类控制，就这个意义来说，它与“强权”是完全一致的。第一句话也由此得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推理：强权政治没有对或者错。不过，在其他句子里，“公理”包含着道德原则。在这一意义上，“公理”和被认为天生邪恶的“强权”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十分明显，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极大欢迎，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汇广泛流传，但许多抵制者仍然拒绝赞同强权政治。

某些抵制积极分子显然意识到无论“公理”还是“强权”的使用都存在着矛盾和混乱，因此他们力图对这两个概念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广东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区别它们：“强国与强国交涉，则言公理;强国与弱国交涉，则用强权。”（见阿英1962：610）另一位作者似乎略懂一些国际法，他做的区分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更加成熟：“公法者^[9]，以强凌弱则有余，而以弱事强则不足者也。”（同上书：641）

因此，抵制者对于国际强权政治似乎更多的是厌恶而不是感到振奋（请参看本章开头关于歧视性排华法案的讨论）。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个时期给城市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式，但是总的来看，抵制者们并没有充满热情地信奉进化思想，他们对于这个“无所逃避”的真理和竞争进化的现实都还抱着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抵制者们使用达尔文主义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恐惧的心理力量;而同时他们又运用宇宙和谐的传统观念“民胞吾与”以唤起人们的良知。这里，成语格言又一次得到巧妙的应用。“民胞吾与”是宋朝哲学家张载（1020—1077）首先阐述的观念，其要旨是人应当把他的爱与关怀扩展到宇宙中所有的人和物，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由阴和阳这两个宇宙的基本物质构成的（《辞海》1979：1085，W.Chan 1963：498—499）。很显然，天下一家的博爱思想一直存在于普通大众的心中，使抵制者们在接受不断涌入中国的新思想时能够得到某种道德力量。像许多人们熟知的至理名言一样，民胞吾与的观念也诗意地表达在一句谚语式的词语中：“颅圆趾方”。这一词语出自《黄帝内经》，一本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著名中国医书。这部书的第七章写道：“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Unschuld 1988：51—52）

这部医书表达的对世界的总体性认识是，人体器官的结构、功能与宇宙的结构、功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抵制者们利用“颅圆趾方”这一词语来表示，由于所有的人都彼此相像，并且都属于同一个种类，他们就应当像对待同类一样相互仁爱。这一词语的道德力量如此之大，甚至年轻的激进主义者邹容也发现了它的作用。他于1904年出版的深受欢迎的小册子《革命军》，尽管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老生常谈，却慷慨激昂地宣传民胞吾与的思想。邹容强烈谴责了清政府对海外华人命运令人吃惊的冷漠和无情：“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而满洲政府，殆若盲于目聋于耳者焉。夫头同是圆，足同是方，而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呜呼！”（引自张枬、王忍之 1962，第一卷下册：658—659）

贯穿抵制文学的主旨之一就是不分种族和社会阶级，天下一家的博爱思想。在小说《黄金世界》中，一名主角运用比喻阐发了这一思想。在提及人们对中国移民苦难的冷漠时，他质问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岂有圆颅方趾，全然没些良心！”（阿英 1962：143）。广东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对于排华法案这样写道：“夫颅同圆也，趾同方也，我国民独非人类乎哉？”（同上书：610）。这种人类博爱的观点在《海侨春传奇》中也得到戏剧形式的表现，一名在赴美途中被拘禁到木屋里的中国学生唱道：

恨悠悠，泪珠满腮;

问苍苍，公理何在？

我困他邦，故国无光彩。

谁不是颅同圆，趾同方，

怎吾曹被他牛马待？（同上书：446）

人类博爱的关怀具有如此强烈的道德力量，以致最终导致了抵制者内部的分裂。当听说抵制运动的商人领导层要采取妥协立场，只要求准许美国法律不禁止的阶层（主要是商人和学生）进入美国时，一些激进分子认为这一立场违背了抵制运动的道德精神。一本通俗小册子质问：“要晓得士农工商总是中国的百姓，为何做了工人就该受苦，比不得那三项人呢？”（同上书：552）小说家吴沃尧写信给上海抵制运动的领袖曾少卿说：“此次合全国之群力以抵制之，徒为此仕商学生出死力，而置工人于度外，他人其谓我何？岂此等工人，非我族类也？且仕商学生出洋者居少数，工人多数，合全国之群力，仍仅为此少数人争权利，于理未免不顺，于心毋乃不安，故仆谓不然也。”（朱士嘉 1958：149）上海的文学团体人镜学社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直率：“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不能有所轩轾，古今万国之通理。”（同上书：152）在小说《黄金世界》里，一名妇女把这一问题讲得很明白：“诸位姊姊妹妹啊！我辈女子不是国民之母么？……在母之眼簾中，只见为子，不见有何阶级。……今日言抵制者，为外人虐我侨氓而起，侨氓之受虐者要以工人为多，为最烈。能使工人出苦海而入乐土，则商人学生相沿而及之，祸不扫自除。仅仅言改约，即能如愿，不过便商而止，便学生而止，工人要不得与。诸位姊姊妹妹啊！旅外之人，难道不是我女子所生所产么？”（见阿英1962：176）这些抵制积极分子拒绝作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拒绝在道德立场上做出妥协。

尽管抵制运动在各种社会思想中汲取灵感，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几乎没有抵制者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儒家的泛爱思想根本上是不一致的。抵制者们有选择地使用这两种观点来动员市民大众。但是也必须说，中国市民没有由衷地拥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传统的观念调和了无情的竞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