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直接宣布与集会

在预定开始进行抵制的前一天，即1905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十七）下午4时30分，一些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和其他城市的代表，总共大约1 400人聚集在上海的务本女塾。在这次会议上，新创办的复旦公学校长、68岁的马相伯博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激励他的听众们要向美国表明，中国人能够团结一心，将抵制运动进行到底。同时他也提醒他们说：“不用美货系我人自主之权，无论美人不能干预，政府亦不能禁止，故此事为至容易之事。”（《申报》1905年7月20日）

其他城镇的很多人也一定在热切地等待抵制实施的这一天、这一时刻的到来，但似乎没有人对美国总领事罗志思给上海道袁树勋的一封信给予太多的注意。这封信发表在《申报》上，和有关务本女塾抵制会议的报道紧挨在一起。罗志思在信中说，他几天以前通知了上海商务总会，罗斯福总统已经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善待在美国的中国官员、商人、游客和学生。^[20]罗志思也乐观地预言，最终将会达成一个让两国商人都感到满意的条约（《申报》1905年7月20日）。

1905年7月20日，罗志思和曾少卿进行了一次十分坦诚的会谈。会谈反映了美国要进行的修订和中国人的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的差距，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无论外交手段还是美国移民政策的细小改变都不能阻止大众抵制活动。

罗志思：敝国开会时在10月，刻非其时，奈何强人所难？

曾小卿：事有常变，不能概论。即如4月18日贵署之会，是日适逢礼拜，仆于礼拜向不办公，所以违而应招者，亦事关重大，不敢不到。譬如贵国属岛有人袭取，必候开会定议乎？抑即遣兵轮乎？

罗志思：此乃战事，与和约事不同。

曾少卿：寻常和约静候开会是也，此次之事岂寻常乎？政府不能争，民人起争之。按旧约满年限，应于上年开议矣，何必今日？

罗志思：此事敝国近已改良中，昨日敝公使来电，亦欲早日定妥。

曾少卿：如此极好，请写一凭字与我，当为传知众人。

罗志思：凭字我不便写，然君岂不能相信我乎？

曾少卿：余极信君，特恐众人不我信耳。^[21]

（《时报》1905年7月22日）

上海商务总会所代表的上海商人已经没有退路，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905年7月20日，罗志思未能说服曾少卿取消抵制的同一天，上海商务总会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和之前的集会不同，这次集会要求立即实行抵制。在巨大的民众压力下，苏葆笙和其他一些经营美国产品的商人发誓自1905年7月20日起不再订购美国货。他们的态度得到听众们的欢呼，一名听众也表示自即日起不再使用美国货（《申报》1905年7月20日）。

但是，会议的成功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在激动时刻，很少有人意识到、更没有人明确地指出“不订”和“不用”之间的明显差别。不过，更基本的问题是批发商没有保证不出售库存的和已经订购的美国货，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截然相反的观点最终使参与者们分裂成为两派。“不订派”代表批发商的利益，只打算停止订购美国货。上海商务总会董事成员、银行家夏某建议批发商从那天起停止订购美国货，而消费者则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继续购买已经订购的美国货。虽然很多人反对这个提议，但“不订派”还是占了上风，主要是因为这一派包括保守的上海社会上层人士，而不仅仅是大商人。保守报纸《中外日报》的所有人汪康年建议确定已经订购的货物，以免给相关商人带来麻烦。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不用”美货的唯一办法，因为抵制美货需要商人的支持（《时报》1905年7月21日）。

另一面的“不用派”坚持认为，要想有效地实行抵制，就必须同时采取“不订”和“不用”这两个措施。他们争论说，继续出售某些美国货将会造成混乱，影响民众士气（《时报》1905年7月21日）。尽管两派的支持者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但是两派的领导人明显地属于两个阶层：大商人和中小知识分子。前者的代表是上海商务总会，并且得到张謇和马相伯等著名人物的支持，而后者的代表是人镜学社和公忠演说会。

这次会议确实在立即停止订购美国货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尽管遭到美国烟草批发商韩润生和邬挺生的反对），有11名商人（经营铁产品、机械、洋布、煤油、面粉和木材）签署了保证书（《时报》1905年7月21日）。无论如何，商人对于抵制相对冷漠的态度和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学生、小职员、零售商以及妇女组织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22]正是这些人，使得一场广泛而有效的抵制运动得以开展起来。

【注释】

[1] Consular General George E.Cruderen to W.W.Rockhill，July 18，1905（Consular dispatch，Amoy）.

[2] 比如在香港，中国商人向英国政府要求准许召集抵制集会，但没有得到批准（和作1956：40）。

[3] 在抵制运动期间，学界一词的使用与商界一词相联系，同时也与之相对。学界的界定与商界一样，十分宽泛，也十分模糊。它包括学者、小知识分子以及与报纸、出版社、书店和学校有关系的学生。(www.xing528.com)

[4] 吴沃尧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会说吴语。

[5] 由于抵制运动发生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正在进行各种反政府活动，抵制运动不得不让自己和这些活动区别开来，以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并得到清政府的容忍。

[6] 它反对上海绅商上层提出的可能会导致销售库存美国商品的所有计划（见第六章）。

[7] 退学的学生不多，那些退出校园的学生很快又返回了学校。在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里，学生们确实十分活跃，但他们追随商人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而行动。在华美国外交官的领事报告笼统地用“学生”一词指称小知识分子和学校学生，容易产生误解。事实上，只有前者发挥了抵制运动的思想和组织领袖的作用。

[8] 有学者认为，日本人支持了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引自Remer 1933：31），但这方面的证据 很少。

[9] Anderson to Rockhill，18 July 1905，Consular dispatch，Amoy.

[10] 一个重要的商会——天津商会确实有这种权力，但在抵制运动甚至还未开始时它就放弃了抵制。

[11] 据《申报》（1905年6月14日），外务部大臣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由清政府阻止抵制运动的要求。

[12] 条约草案得到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的认真考虑，但是美国商务部长（McKee 1977：95—99）。 和劳工部长提出了一个与中方文本极为不同的草案 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解决办法。

[13] 比如，在7月19日的会议上，苏葆笙和邵琴涛等商人虽然十分犹豫，但还是保证抵制美国货物。

[14] 1905年7月7日，梁诚告诫外务部：“诚细察美廷君臣意旨，除工商部外，均以工约成立最为当务之急。我能坚持不稍退让，加以华商抵制，牵及市面，彼必将徐就范围，不至始终执我。”（引自张存武1966：65）

[15] 张謇是“疏通”库存美国货物这一主张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新闻报》1905年8月7日）。

[16] 在这方面，山西道御史张学华1905年6月18日的奏折具有代表性。他提出了政府不应该镇压这场民众运动的三点理由：（1）民众感情不应忽视;（2）此前的条约侮辱了国家尊严，威胁到人民的生存;（3）抵制本身不会导致国际争论。（引自张存武1966：64）

[17] 梁诚1905年5月13日致信外务部说：“此事系民间举动，本与政府无涉，且群情团结，不便 加以官威使其解散，在我固不虞因此启衅也。”（引自张存武 1966：65）

[18] 这位公使显然没有击中抵制的根本点，因为抵制者们正是因为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才采取行动的。

[19] 有关研究表明，周馥和岑春煊，尤其是岑春煊，是当时最野心勃勃也最具权势的汉族官员袁 世凯的政治对手。在理解清朝最后几年的统治时，汉族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其重要，因为清朝政府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各个方面都严重地依赖汉人。尽管袁世凯在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后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汉人，但周馥和岑春煊控制着中国最富有的地区。在1904—1905年，这两人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主张实行立宪，并不是没有权（1990：684，1985：121，139，148）。 力斗争的考虑张仲礼 刘厚生 很难说出权力斗争的考虑在周馥和岑春煊不愿意镇压抵制运动的态度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十分清楚的是，这两位总督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民众那里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些地区的商人和知识分子组织数量多、力量大，同时对清朝政府也有着更为强烈的疏离感。

[20] 《时报》1905年6月29日刊登了美国总统命令善待不是劳工的中国人的消息，但无论是报纸还是个人，对此都没有进行任何评论和讨论。这一消息的意义或许还不足以引起公众的关注。

[21] 其中提到的日期原为阴历，我已将其转换为阳历。

[22] 正式揭开抵制序幕的7月19日会议以后，上海商务总会致电35个城市，宣布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