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清政府的默许态度

大致上说，清政府同情这场民众运动，对它的各种斗争方式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据说，甚至慈禧太后都表达了对海外华人苦难的同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高级官员中，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唯一一名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进行抵制的人。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基本上保证了抵制运动能够如期展开。

最直接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机构是外务部，此外是负责管理各地商人组织的商部。外务部的两名高官伍廷芳和梁诚^[14]以反对严酷的移民法案而闻名。梁诚提出的条约草案反映了在美国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商人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见第四章）。早在1904年12月，商部就对抵制者们所关心的事情做出了善意的回应（《时报》1905年5月7日）。外务部的高官出席了1905年5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决定进行抵制的第一次会议，它的高级顾问张謇在会上发言，表示了他的支持。不过，由于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著名商人，他在采取严厉的抵制措施方面是相当保守的。^[15]

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在给清朝政府的奏报中，表达了他们对于民众情绪的同情。^[16]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两广总督岑春煊。他不仅控制着大部分美国移民在中国的家乡地区，而且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刘厚生1985：121—122）。两江总督周馥也在暗中支持抵制。在所有这些地方官员中，周馥大概最有可能会影响运动的进程，因为他统治着长江三角洲地区，那里的商人控制着对美国的贸易，同时那里的知识分子也最为积极。

重要的是，在各种抵制会议不断举行的几个月里，清政府能够容忍抵制者在这样一个重大外交事务上拥有自主行动的权利。但是，官方的立场始终都不像越来越赞同废止排华条约的一般抵制者们那样激进，即使是最同情抵制运动的清朝官员梁诚，也认为美国有权驱逐中国劳工。既然抵制者们想要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清政府就必定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干涉（见第七章）。

不过，事实仍然是，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袁世凯之外，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驻华外交官不断提出的制止抵制活动的要求，都没有做出积极迅速的回应。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是合法的^[17]，部分是因为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和平的。

但是，绅商上层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天津商人的力量要比上海商人小，自主性也差，同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对这场民众运动十分仇视，因此那里的抵制运动启动得就较为缓慢，而衰落得十分迅速（Hayashibara 1985：117）。早在1905年6月20日，袁世凯就进行干涉，禁止在天津举行公众会议和张贴反对排华的标语。他把天津商会的董事成员召到其衙门，申斥他们组织和参与这场运动，从而损害了中国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袁世凯告诉他们，中国需要美国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方面的善意帮助。天津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袁世凯的力量来维持所需要的稳定，所以他们不得不遵从他的要求。这次会见之后，商会立即就散发传单说：

天津市面自庚子乱后，元气大伤，幸蒙上宪极力维持，近来稍有 起色。方冀商务蒸蒸日上，近日美国禁止华工，南省来电，顿起风 潮，市面买卖因此颇形窒塞。缘不购美货则已购者停滞难消，已购 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期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面殊多未便。窃思 我津商人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实不能再受此扰累。为此公议传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所动，以期保 全市面，大局幸甚。（张存武 1966：68）

袁世凯阻止天津的主要报纸《大公报》发表有关抵制运动消息的努力并不成功，报纸出版人英敛之直接拒绝听从袁世凯的命令。由于报社位于法租界内，袁世凯唯一的手段是命令天津邮局不得邮寄报纸，同时禁止民众购买该报。(www.xing528.com)

袁世凯试图影响中央政府关于抵制运动政策的努力同样没有产生效果。他运用此前对付天津商会董事成员时所运用的国家利益观，于6月21日和27日两次劝告中央政府发布命令，禁止中国其他地方对美国货物进行抵制（张存武1966：67—68）。尽管这一论点十分有力，但还不足以说服清政府接受它。事实上，清政府内部支持抵制运动的官员们完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的友谊——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不能通过一个更为公正、更加人道的移民政策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负责进行谈判的柔克义不断地向北京的外务部施加压力，要求制止抵制活动（McKee 1977：117—118）。他强调了抵制的错误时机，因为双方政府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18]他也指出了针对所有外国人的骚乱的危险性，并且提到在福州散发的一份传单上错误地指控美国人杀死了2 000名寓美华人（ibid.;张存武1966：70）。他认为，清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坚定地反对这类煽动性行动，并不会公开冒犯民众的情绪。

6月29日，外务部向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以及安徽、山东、江苏、广东、江西、浙江和福建的巡抚发送了电报，其中说：

各埠华商因美禁工续约，建不购美货之议以为抵制，并纷电本 部请勿签押。查工约前由梁使拟稿送达美外部，迄未定议，柔使到 京晤谈及此，词意和平，并未迫我签押，且允电政府商改禁约。该商 等深恐急切定议，群谋抵制，或登报纸，或送传单，原属激于公愤，但 恐匪徒藉此煽惑愚民，致滋他变，务希实力劝导，将本部现在商办情 形晓谕各商，以释群疑，是为至要。（引自张存武 1966：72）

“实力劝导”这句话的意思相当含糊。至少对于周馥和岑春煊这两位中国中部和南部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要他们像袁世凯在中国北方那样，在他们的辖区内禁止抵制运动的开展。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很可能是有意的。清朝中央政府这种谨慎而又犹疑的行动，不仅仅是因为排华条约确实是中国的屈辱，也是因为来自城市民众的巨大压力。清廷和外务部的几乎每一个举动，都被天津、上海和香港的主要报纸公之于众（《申报》1905年6月3日、4日，7月18日;《时报》1905年7月14日、8月11日）。

通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清政府允许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两位总督对于抵制运动的看法与袁世凯大相径庭^[19]，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对抵制活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行动。在接到外务部的电报以后，周馥只是把电报内容传达给上海的抵制领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张存武1966：73）。作为回应，上海的抵制者们允诺进行和平和文明的民众抗议活动。上海商务总会的曾少卿写信回复外务部的电报说：“窍思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牵涉，且此次美使所以和平，亦因众欲抵制耳，苟不抵制，即不和平。”（朱士嘉1958：147）著名的学者商人张謇告诉袁世凯，抵制运动是一场“文明竞争”（引自张存武1966：74）。就这样，在清朝政府的默许和社会上层的积极支持下，抵制美货在7月底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