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取得成功

在最初的抵制会议上，运动积极分子们决定发动一场反对排华的宣传运动。由学界人士^[3]负责进行宣传，商业行会做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出来领导进行抵制活动（《申报》和《时报》，1905年5月20—23日）。学生、知识分子和出版业人士举行集会，人们在集会上演讲、印刷和散发反对排华的材料（《时报》1905年5月22日）。进行反对排华的宣传活动有着十分实际的理由：万一商人们不能坚持履行他们抵制美货的保证，那么消费者的合作对于运动的成功就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宣传活动也可以把那些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消费者的人卷入进来，他们或者会成为运动的宣传者，或者会成为听众或读者。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甚至还有一些小说很快就被制作出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反排华宣传活动的成功，使得抵制运动成为那个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之一。

让更多的人知道海外华人遭受的痛苦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激起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般性敌视。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印刷式新闻的大量民众，不必提供华人受虐待的细节描述，就能够激发起他们的反应。而这些掌握了一定信息的人，就会把消息传播出去。在这方面，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活动非常关键。沪学会领袖龚子英捐款印刷了一万份传单。上海书业公所按成本价格印刷反对排华的材料，并印行了他们自己编的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张存武1966：51，100—101）。政府雇员也提供帮助，比如邮局和电报局的职员挨家挨户分发了十万份有插图的传单。在寓美华人人数最多的广东新宁（台山），积极分子们出售一些印有图画的纸扇子，上面画的是面貎狰狞的外国人在鞭打着一头公牛（《时报》1905年6月21日）。

这些传单上传送着简单的信息。在上海附近的松江，一份传单写道：

众位弟兄们啊，众位弟兄们啊，现在有一桩最要紧的大事情，要告诉弟兄们，那就是美国人不许华人到美国，并且驱逐我华人出美 境。这桩事情因为关系我们全国很大，所以我们要劝我弟兄们，大 家不要和那美国人做买卖。恐怕弟兄们不认识美货的记号，所以我 在把那美货的记号写出来，使众位弟兄看下去，那就可以心里头明 白了。倘众位弟兄们买物的时候，先把那洋货的记号看清楚，于那 牌子上头有这种记号，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U.S.A.，那就是美国的 货色，请众位弟兄们千万不要买它。（《申报》1905年6月23日）

传单不能告诉人们太多的东西，但是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往往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又推动着许多人去参加中国各地城市中举行的公众集会。

在这一时期，演说是另外一个有效而又受欢迎的传达信息的方式，它的通俗易懂使之成为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自从17世纪以来，清政府就倡导在乡村中设立宣传儒家道德的讲堂（Mair 1985）。20世纪早期，当宣布进行新政改革时，清政府资助的演讲人到各个社区去宣传新政，详细解释包括新卫生标准和吸食鸦片危害在内的各种事项（李孝悌1992）。但是，能够对最广泛的城市乡村听众进行讲演的，是那些民间的社会和政治积极分子。他们在反对俄国的集会以及其他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抵制运动于1905年5月爆发后，大众演说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地方动员方式。(www.xing528.com)

虽然没有多少移民是从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前往美国的，但仍然有许多人用亲身经历控诉了令人憎恨的排华法案和寓美华人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上海一间贸易公司的秘书方守六当众讲述了他在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的遭遇（《时报》1905年5月22日）。广东人凌潜夫以前做过李鸿章的翻译，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由于在美国生活了13年，他非常熟悉美国法律（《时报》1905年5月22、23日）。抵制运动爆发时回国的一些在美国居住过的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比如，在广州就有11名归国商人在抵制集会上公开演说（《时报》1905年5月26日）。上海也有报道称，一些归国的留学生也谈到他们在美国的境遇。有一名据说是学医的学生用英语讲述他的故事，然后再由人翻译给听众（《时报》1905年5月22日）。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就在上海，邀请他们参加集会成为一种惯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运动的宣传效果。在这些名人当中，马相伯或许是最受尊敬的一位。著名的学者张謇和严复也向民众发表演说，支持抵制运动。小说家吴沃尧大概是最积极和最有奉献精神的一位，他发表演讲，给上海的运动领袖们写公开信，甚至前往浙江宁波，去为运动争取更多的支持。女性积极分子张竹君可能是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见第八章）。

不过，在动员城市居民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些当地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着自已的优势：他们能说一口当地方言，而著名公众人物大都不会说地方话。^[4]学校老师、作家、小出版商和有知识的小商人格外积极。公忠演说会的领袖、小业主戈忠成为理论家所说的“运动企业家”。经常在公共集会上演说的其他积极分子还有上海当地的学校教师姚义门和吴怀久。

广东的这类公众演说有着其独有的特点。在这里，运动积极分子们并不是邀请著名人物登上公众讲坛，而是为训练有素的演讲人准备好已经写就的演讲稿，然后让这些演讲人到乡村和城市地区巡讲。有的演讲人显然是花钱雇用的，但大多数是志愿者，而且还有很多是学校的学童。比如，13岁的范少广就引起了明星般的关注（丁又1958）。诚然，即使参加多次集会，这类信息闪电战的听众也很难对抵制运动具有彻底的了解，但是，多少有些了解往往就足以使大多数人参加到运动中去。这也就是《时报》和其他日报连续几个月不间断地发表有关抵制的消息和告示的原因。

反对排华的宣传活动在全中国激起了范围广泛的自发行动。在天津，一家商店的店主在美国人走进他的商店购买明信片时，特意提高价钱。北京也曾报道过类似的事情（《时报》1905年6月21日）。在广东，船工拒绝摆渡美国人或者任何携带美国商品的人。有的人还辞掉了美国雇主的工作。在上海和广东，学生们举行了罢课。这样的活动主要是象征意义的——它们表达了民众的感情并且制造出一种团结气氛，但不可能直接导致排华法案的废除。运动积极分子和相关公众一致认为，只有全面抵制美国产品才能达到更切实的目标。但是，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抵制运动要求进行大规模范围内的合作，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要求他们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和运动的目标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徒有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Snow et al.1986：468）。运动积极分子必须要首先要设法提高人们对于斗争意义的觉悟程度（见第六章关于抵制思想的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