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抵制美货运动：参与者和支持者

由于有了电报服务和日报，上海在5月宣布抵制美货的消息很快就广泛地传播开来。到5月15日，天津、汉口、烟台和其他城市的商人行会热情地回应了上海商务总会的首倡行动（《时报》1905年5月15日）。同时，江苏、广东、四川、湖北、江西、吉林、浙江、陕西和河北省的商人、学生、作家、艺人、妇女甚至儿童都召集了支持抵制的集会。香港、新加坡、马尼拉、墨西哥城、东京和北美的华人也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见表5.1）。

表5.1 1905年5月10日至10月26日的抵制集会

尽管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完整，但上表还是透露出有关抵制运动参加者的相当数量的信息。比如上海有着当时数量最多的抵制集会，但上海的集会也是最集中于商人和学生群体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其他城市和乡镇，特别是苏州、无锡、常熟、松江、杭州和扬州，尽管几乎没有海外移民，也都举行了抵制集会。这一地区是全国商业和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人数最多的知识者和政治激进分子。在这个地区，宁波可能是唯一一个商人没有表示支持这次爱国运动的大城市，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可以归之于他们与宁波和上海的美国洋行之间大量的贸易往来。

这一数据没有提供广东所有抵制活动的全面情况。举例来说，表中没有提及有大量移民出国而闻名的广东南部城市台山的抵制集会。但是，可资利用的资料表明，广东事实上是另一个鼓动中心。不过在广东，大多数抵制集会是由善堂——一种和商会有关系的更为传统的绅商组织——发起举行的。参加广东抵制运动的阶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广泛，运动更具有自发性。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或者以个人身份或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成员参加了抵制运动，除了商人和学生外，下层阶级的船夫、劳工甚至乞丐也都很积极（苏绍柄1906）。福建和广东一样，也有众多的海外移民，抵制运动得到了同样的广泛支持。厦门是许多福建人离开中国前往当时是美国领土的菲律宾的主要口岸城市，那儿的抵制运动尤其活跃。事实上，菲律宾85%的中国人来自厦门地区（张存武 1966：178）。正如美国驻厦门总领事克鲁德林（George E.Cruderen）当时的报告所写的：“厦门人对排华条约问题的情绪格外地强烈，……要比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为强烈。厦门和菲律宾之间的商业来往一直十分密切，去到马尼拉的中国商人总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有许多受到蛮横对待的事例。”^[1](www.xing528.com)

在中国北方，抵制运动也不乏追随者，尤其是在初期阶段。满洲的主要通商口岸——营口的商人，在上海商务总会并没有和他们接触的情况下，申明支持抵制运动（《时报》1905年6月15日）。天津商会效法他们上海同行的榜样，担任了发动抵制的组织工作，并且发出警告称，对那些不接受抵制决定的商人将处以罚款和当众羞辱（《时报》1905年6月19日）。和上海一样，天津的一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在动员城市民众方面发挥了比商人行会更加重要的作用。除了没有主要报纸来帮助动员民众以外，北京的情形同天津相似，运动的“早起者”也是商人和学生。首都抵制运动一个饶有意味的地方，是它从白话运动中受益。比如，据说商人杭慎修用白话体写了一篇反对排华的文章（Tsai 1983：Ⅲ;张存武 1966：56—66）。

总的来说，中国北方的人对于中国移民或者寓美华人的境遇知之甚少。北方地区很少有人移民去美国，北方城市在对外贸易、教育改革和出版业方面也落在后面。因此，抵制运动没有能够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和满洲的其他城市吸引大批献身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也就不足为奇。这里既没有有魅力的领袖，也没有活跃的市民组织来动员民众。所以，最好是这样问一下：抵制运动在这些北方城市中为什么多少还能吸引到一些热诚的追随者？在这方面，民众的排外情绪是极其普遍的。事实上，中国北方仅仅几年前曾经是义和团起义的中心（Esherick 1987）。对于有知识、有见识的人来说，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权力竞争，再加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要求，激发出一些十分复杂的行动。一份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发表了一些支持抵制美货的文章，寓美华人在中国北方宣传其斗争的活动也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说明。比如，在美国的中国商人发行的一份通过具体细节来谴责美国排华法案、号召民众抵制美货的小册子，就传播到了营口商人的手中（Consular dispatch，Newchwang，19 June 1905）。

十分显然，对于大都忍受着这种或者那种虐待和歧视的海外华人来说，中国抵制运动的消息无疑会让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比如，新加坡新建的中国商会就致电清政府，表示了反对签署排华条约的态度。香港、马尼拉、东京和其他一些拥有较多中国居民和寓居者的外国城市，也都举行了抵制集会。但是，由于受当地法律的限制和害怕遭到报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有海外华人定居的地方，海外华人并没有进行抵制。^[2]出于这一原因，决定运动战略和目标的，主要是中国的运动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