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上海商务总会与抵制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是对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和清政府改革政策的回应。1902年建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清政府与外国的商业贸易谈判中担当顾问。1903年建立商部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重组为上海商务总会。

上海商务总会提出的宗旨是“联络同业，启发智识，调查商业，备商部咨询，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解纷难，代诉冤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1987：5）。商务总会由一名总理、一名协理和16名议董领导，另外还设有两位候补议董。董事会每年从在本市具有经济实力和良好声望的商人中选出总理和协理，然后经商部确认并任命（同上书：5—6）。

需要指出，商务总会的成员资格并不是直接授予个人，而是给予建立在同乡关系（帮）和行业关系（行）基础上的商人团体。商务总会章程规定，一个帮或者行每年缴纳300两银子可以向商务总会推选一名成员;推选两名需要600两银子;3名需要900两或者更多的银子（同上书：5—20）。商务总会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商人组织，但它和清政府尤其是商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并不是一种隶属关系。没有商部的许可，商务总会有关重大商业问题的决定不能实施（章程第72条）（同上书）。

上海商务总会建立不久，北京（1904年4月）、天津（1904年12月6日）、厦门（1905年7月）、广东（1905年9月22日）、苏州（1905年11月）和湖南（1905年12月24日）也都建立了类似的组织。1906年以后，又有更多的商会组织出现（同上书：301—303）。这些商会的结构和上海商务总会大致相似（同上书：4）。商会的权力并没有任何坚实的法律基础，而是来源于它们作为领导者在社群中的威望。无论如何，上海商务总会章程在商会权限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商会主要把自己限制在商业事务内，而且只能通过剥夺成员资格和征收罚金来惩处不服从的成员（同上书：5—20）。

上海商务总会在两名上海商人的案件中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它试图行使自身的权威，同时也表明它的力量还十分有限。这一案件涉及拥有举人功名和道台头衔的商人杨允之。杨允之的商业伙伴周留记控告杨允之进行金钱欺诈，并且诉诸法律，杨允之随之被租界的外国巡捕逮捕。但是，商务总会认为这一事件应当由两个商人自行解决，由商务总会来做调解人。于是，它向在上海的成员发出了就这一案件召开会议的通知。1905年5月24日会议召开，有大约200人出席。在会上发言的商人们坚持认为中国商人之间的纷争不应当提交给租界当局，同时认为有关金钱或者债务的纠纷不应当雇用律师。董事会成员周金箴代表商务总会发言说，尽管商会不能干涉法律纠纷，但是租界巡捕不应当因为琐碎的金钱纠纷而逮捕正直的中国商人（《时报》1905年5月29日）。虽然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结果的记载，但是它显示了外界对商人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控制的领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以及商会能够对其成员行使的权力的有限性。

即使有这样一些局限，上海商务总会在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上仍然扮演了社群领袖的角色。比如，1904年7月，商务总会成功地阻止了南市马路工程局的税收计划;同年8月，商务总会致电南洋通商大臣，要求给予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同等的权利（《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83，584）;1904年12月和1905年1月，商务总会在周生有案中发挥了清朝当局和上海居民之间调停人的作用（见第三章）（同上书：587，590，591）。

在对成员的控制方面，天津商会似乎比上海商务总会有着更大的权力。天津商会章程中规定，商人日常着装应该整洁朴素（丝绸和其他华丽衣服只能在某些特殊场合穿着）;商人平日吃饭应该一餐一菜;商人不应当去妓院和其他名声不好的地方;经常性的吸食鸦片应当禁止（《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1987：38—39）。天津商会的惩处措施也更为具体，更为严厉。在名声不好的地方被抓住，必须登报声明不会再犯;如果再次被抓住就必须交纳罚金，第三次被抓住则会被驱逐出商会。吸食鸦片成瘾者要在几个月内戒掉，否则也将被开除出会（同上书：39）。

越来越多的商人显然发现新的商人组织值得加入，因为资料表明全 国各地的商会发展很快。从1902—1904 年,只有5家商会成立（成员总 数3593人）。但是在1905年，又新成立了十多家商会（成员总数达到 14703人）（朱英 1991：55）。作为中国所有商会的榜样，对上海商务总会的成员情况值得进行仔细的考察。由5名总董行使对商会的控制权。在1902年，这5名总董中，有两名来自浙江，代表着四明公所以及他们 的行业;有两名来自广东，其中一名代表广肇公所；还有一名来自江西清江。5名总董中只有来自浙江的朱葆三代表洋货行，在各种进口商品上有着较大的利益。朱葆三本人也投资许多其他行业，比如保险业、面粉 业、丝绸业、航运业和银行业,并且是一家英国公司的买办（汪敬虞 1957: 965—966）。这些总董成员中没有一位主要靠销售美国商品赢利，但又都参与各种会受外国商品尤其是美国商品的销售情况影响的商业和工业活动。比如，他们中有4人与银行业有关联（徐鼎新、钱小明1992：43—47）。

上海商务总会的执行机构由总理、协理和议董构成，履行商会的日常功能。在1902年，总理严信厚和一名协理朱金箴都来自浙江，另一名协理来自江苏。在董事会成员中，6名来自浙江，两名来自广东，一名来自江西，另有4名来自何地不明（徐鼎新、钱小明1992：46—47）。在总理、协理和议董当中，只有苏葆笙一人主要靠销售外国商品获利。

在1902年，除了总理、协理和议董之外，上海商务总会拥有59名成员。有4人代表销售外国商品的商号，主要出售棉纺织品、煤油和五金器皿。这4人中至少有两人来自镇江，一人来自江苏其他地方，另一人来自何地不明。和天津商会的情形一样，没有经营烟草生意的商人的代表（徐鼎新、钱小明1992：47—50）。

在1905年抵制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曾少卿，这时还只是上海商务总会中一名普通的成员。他代表福建帮和南货行——海产品、大米以及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其他土特产品——（《上海对外贸易》1989：165—166，徐鼎新、钱小明1992：50，汪敬虞1957：956）。南货行主要由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商人经营，在上海很引人注目，但是并不是特别重要。1894年，上海商人与西方国家（西洋）的贸易价值126 225 000两银（占总数的81.4%），与日本的贸易价值14 998 000两银（占总数的9.7%），而与南洋的贸易价值只有13 861 000两银（占总数的8.9%）（《上海对外贸易》1989：190）。

和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西洋商人不同，南洋商人向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出售茶叶、丝绸等中国土特产品，把大米和各种海产品带回上海。在经济上、组织上，甚至在文化上，南洋商人和西洋商人都有重要的不同（同上书：203）。南洋商人与外国人没有多少交往，因此更为独立，也应该更具民族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西洋商人对外国人有很强的依赖性，和外国事物的联系也比较密切。这两个商人群体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也有不同。如邬挺生的例子所表明的，西洋商人年轻时往往接受了一些外国教育，后来在外国商号工作过。而像曾少卿——他可能是抵制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一类商人，只和中国人做生意，主要卖土特产品，与外国人和外国事物很少有甚至没有接触。可以以他来作为一个例子。

曾少卿来自福建同安。他自幼“涉猎群籍，间作画，菰芦秋雁，涉笔成趣”（汪敬虞1957：956）。曾家数代从事海外贸易，但是直到他这一代，曾家在上海商业的地位才显赫起来（同上书）。曾少卿的成功和上海著名的南洋贸易商号福裕南有很大关系。这家商号是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创办人苏子明也是福建人。当苏子明建立建汀会馆时，他的野心和兴趣显然不仅仅限于商业活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275）。曾少卿成为苏子明在福裕南号的商业伙伴。福裕南号从东南亚的海外华商那里进口各种海产品到上海，同时出口粮食、丝绸和其他中国土特产品给南洋华人（《上海对外贸易》1989：165）。义和团起义之后，曾少卿开始从东南亚进口大米。他一方面以低价出售救济粮而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一方面通过赚取利润而显示出良好的生意头脑（汪敬虞1957：956）。苏子明1905年死后，曾少卿成为福裕南号的经理，商号也改名为德发行（同上书：166，416）。在快到60岁的时候，曾少卿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扶摇直上。他不满足于只做贸易，还投资上海的保险业和江苏镇江的造纸业，并在1905—1907年投资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同上书：1094）。1905年，他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的一名议董，代表南货行和上海的福建商人。当年12月，他被推选为总理。

曾少卿在商会地位的上升并不是由于他的财富，前面已经指出，南洋贸易在上海不占重要地位。这也不是因为与当时其他那些商人和实业家相比，他在工业方面引人注目的新投资。1902—1905年担任商会总理的严信厚的投资额是曾少卿的4倍多（同上书：1092—1094）。在全国最大的13名投资者中，曾少卿只位列第11名（同上书：1091—1095）。^[26]曾少卿在上海商人中拥有显赫地位，主要是因为和他以前的合伙人苏子明一样，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生意。他是福建商人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个文学团体——江苏学会的干事（《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608）。他在周生有案中表现出了他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兴趣，当时他主张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这一事件。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激进派或者反抗清朝统治的造反者，这和当时的其他大多数富商毫无二致。相反，他也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捐买了一个道台头衔，把自己与清朝政府联系起来。

上海商务总会的其他一些主要商人——邵琴涛、许春荣和苏葆笙（外国棉纺织品），丁钦斋和徐文翁（煤油），朱葆三（各种洋货），祝大椿（机器）——也值得关注，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抵制运动中特别积极，而是因为作为美国商品的进口商，他们有一切理由来破坏抵制运动。商会里最富有也最有权势的商人可能是朱葆三和祝大椿。朱葆三是一名总董，也是1902年商会的议董。他于1905年成为协理，后来又再次成为议董。祝大椿也是1902年商会的一名成员，于1906年——甚至可能更早一些——成为一名议董（丁日初1983：502）。他们都参与对美贸易，但是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主要来源于他们其他的商业活动。两人都是英国公司的买办，也都投资于许多商业和工业（汪敬虞 1957：958—960，965—966），仅仅一个抵制美货运动不会给他们的财政情况带来致命的影响。

但是对于其他商人，尤其是那些经营外国棉纺织品的商人来说，抵制运动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些商人在上海商务总会中不是最有权势的（邵琴涛和丁钦翁都是普通成员，苏葆笙甚至不在成员名单之列），但是他们的影响和呼声绝对不能忽视，而且他们在商会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到1906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人成为议董（丁日初1983：502）。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城市中其他商人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商会中代表外国棉纺织品销售商的主要外国棉纺织品商人许春荣是邵琴涛的商业伙伴，同时也是另一名棉纺织品进口商、美国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的密友，而邵琴涛和袁恒之又是“结拜兄弟”（《上海文史资料》第56辑 1986：74，88，103—106）。徐春荣在银行业方面有重要的投资，和富商实业家席立功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亲家（同上书：101）。这样的联盟很重要，因为席家的买卖非常成功，而且与官府也有联系，席立功的父亲是当时的上海道台袁树勋的“结拜兄弟”（同上书：98）。这些商业联系又得到了同乡关系的加强，因为上述所有商人都来自浙江，只有席立功来自江苏苏州。

尽管这些商人起初会迫于大众压力而附和抵制，但是从赚钱的角度看，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商人有一切理由反对抵制运动，因为抵制运动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因此，他们领导抵制运动只能被理解和解释为他们希望借此得到社会和政治威望。

【注释】

[1] 在1905年5月9—13日之间，清政府的外务部和其他部门以及一些高级官员收到了寓美华 人发来的至少21 封电报（C.Chang 1973：116）。

[2] 四邑和三邑是广东南部的海外移民地区。

[3] 这21个城市是湖北的汉口、宜昌和沙市;江苏的镇江、南京和苏州;河北的天津;四川的重庆;山东的烟台;江西的九江;安徽的芜湖、安庆和池州;广东的广州和汕头;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西的梧州;湖南的长沙;浙江的杭州以及香港。

[4] 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伍廷芳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引自McKee（1977：142）。

[5] 梁诚的这一简历据陈玉堂（1993：850）。(www.xing528.com)

[6] Liang Cheng to John Hay，12 Aug.1904，Not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98 Roll 6.

[7] 梁诚，1905年1月13日，引自张存武（1966：30）。

[8] 关于上海商人更为详细的讨论，见本章“商人组织”部分。

[9] 马（Eve L.Ma 1990：35）十分有洞见地论述了旧金山商人为首的美国华人社群的保守性：“当必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中国社群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试图通过司法或者外交手段来解决 问题。他们雇用律师，找寻司法（或者宪法）先例，并利用外交渠道。他们努力要去表明，中 国人所希望的行动是维护法律，而法律已经被中国社群以外的人破坏了。……显然，海外华 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其法治中所具有的最终正义抱有某种乐观态度。”

[10] 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立宪政治和“新民”的政治哲学相一致（Chang 1971）。

[11] 这封电报的英文译文可以在拉尔森的书中找到（Larson 2001：10）。

[12] 正如白吉尔所指出：“18世纪开始出现的演变没有导致资产阶级的产生，而是导致一个新的城市上层群体的结合，这一新群体超越了学者或士绅与商人之间的界线。”

[13] 这一数字根据的是赵康（Chao Kang）1986年的统计;见Chao 1986：105。陈仪侃（阿英 1962：592—593）按照中国货币做出的比较数字是：美国对华出口额1895年为银3 603 840 两，1905年为银24 722 906 两。

[14] 根据严中平（1955：64），1901—1903年各国（地区）进口货物所占比例为：香港41.6%，英国 15.9%，日本和台湾12.5%，美国8.5%。

[15] 中国也开始从美国进口机器，但其数量从抵制者的观点看是微不足道的。从1905年7月21日到9月3日，有13 000 家商号、商店和个人在《时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申明，他们决定不 出售、购买或者使用美国商品，只有不多的申明提到了机器。据严中平（1955：72），机器进 口在1903年只占全部外国进口的0.7%。

[16]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中国土产棉布都很难取代美国棉布，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 一个棉花进口国家，它自己的棉纺织工业直到19 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产生。这一工业发 展缓慢，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障碍，而不是外国的竞争（李时岳 1985：695—696）。

[17] 程初元（Chu-yuan Cheng 1986：205—233）认为，“从1876年到20 世纪20年代，石油制 品支配着美国对华出口。”这一论断的基础，或许是对可利用数据的不同计算方式。从有 关抵制活动的大量文献来看，似乎很清楚，棉纺织品被看作是最为重要的美国进口商品。

[18] 这首歌的一段歌词如下：“时将秋节，庆贺明月;千户万家，香饼盛设。倘用美面，饼自不洁; 花旗之面，中华之血。”（阿英 1962：9）

[19] 1891年，镇江进口了1 509 000 加仑的美国煤油（和908 000 加仑的俄国煤油）。1899年，美 国煤油升至2 561 000 加仑（《镇江地方志资料选辑》1987：22，31）。

[20] 兰钦（Rankin 1986：28）有关19 世纪末社会—国家权力关系的观点，表达为下述精彩的论 述：“当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时，争执仍然是具体的和孤立的。上层精英仍然通过他们与国 家的结盟而获取特权，他们与官员们的冲突更像是要表达一种改善政府内部接触的愿望，而 不是要培养争取独立的政治力量的群体要求。”她补充说，这样的情况在实行新政以后发生 了决定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19 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而1902年以后要 求进行行政改革的清末新政完成了这一打破平衡的过程。”

[21] 曾少卿后来成为抵制运动的领袖。

[22] 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主张儒学与西学相结合。他曾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参赞，退出政界后积 极从事教育事业。1902年，他建立了震旦公学。他的教育活动得到了两江总督的大力帮 助。由于马相伯具有特殊的演讲才能，他被赞誉为“中国第一演讲家”。抵制运动于1905年 爆发时，他担任学术团体沪学会的会长（《上海文史资料》1986年第4 辑：128—145）。

[23] 不幸的是，记载这两个学会详细活动情况的资料很少。

[24] 本章前面讨论的批发商大都属于这一群体。

[25] 上海商务总会中的高层领导人严信厚、孙多森就是很好的例子。严信厚先是跟随李鸿章办 理洋务，后来成为一名银行家、投资人和上海总商会的第一任总理。孙多森出身于士大夫家 庭，不过他本人在科举考试中并不成功。新政开始后，他的他的哥哥孙多鑫投资面粉业。借 助于家庭的关系，他们从清政府商部取得了免税的特权。他们的企业发展很快，孙氏兄弟也 成为实业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徐鼎新 1988：54）。

[26] 有关这一时期全国的工业投资者的这一名单并不全面，比如据说投资额是曾少卿20 倍的张 謇就未被列入（章开沅 1984：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