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美货运动对华商影响巨大：上海批发商反对态度对事件进程重要

如同中国同西方的贸易由西方人通过在中国的洋行进行控制一样，与美国的贸易是被美国洋行（美行）控制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主要以上海为基地的美行从美国订货，中国商人很少直接和美国厂商联系，而美行主要依靠它们的中国代理人销售它们的商品。这些通常被中国人称作买办的代理人是中间人，他们帮助美国商行把美国商品出售给中国零售商，然后由中国零售商再卖给中国的消费者。

然而，到20世纪初年，一些中国商人开始专门经营某一类商品，并且担当批发商，直接从美国订货再把它们卖给中国的零售商。因此，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他们对抵制运动的态度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和那一时期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一样，美国商行严重地依赖于中国买办，尽管它们可能会给这些买办以不同的名称，或者给他们分派不同的任务。例如，英美烟草公司雇用了邬挺生和李文中，他们被称作“翻译”，但起着买办的作用，是外国公司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媒介（《上海文史资料》第56辑：145—155，Cochran 1986：170—172）。在英美烟草公司扩展中国市场的早期，由于与雇主关系密切，买办在努力保卫公司利益方面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邬挺生在抵制运动期间就曾鼓动销售美国烟草，见第五章）。

大致也在这个时期，棉纺织品批发商们开始在外国棉布尤其是美国棉布的销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与烟草商不同，一些洋布商按照“订货制度”从1879年开始直接从国外厂商订货（《上海对外贸易》上册1989：112）。根据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外国商行担当买办，为他们的顾客订货（商品质量和数量由中国批发商决定），从中赚取佣金。这一制度意味着，由于中国批发商拥有他们所订购的货物，市场变化的风险就要由他们而不是由零售商们来承担（同上书：112—13）。

由于上海是销售外国商品的零售商店的中心，在上海就出现了许多专事批发的商行。批发在上海也能够盈利，因为来自其他地方（客帮）的商人来到上海，大量购买外国商品（《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1988：112）。比如，天津的洋布商在上海建立了分店（申庄），以十分合适的价钱从批发商行购得大批的洋布。根据一名重庆商人对上海洋布批发交易情况的描述，上海批发商从一名洋行商人那儿订购棉纺织品——除两家洋行外，所有洋行都接受中国商人的订单。货价根据当时英镑和银两的兑换比率决定。交货付款时，上海批发商可以使用本地钱庄的银票。相比之下，一名四川商人就不得不通过一名当地商人或者经纪人——他们签订购货合同，从中赚取0.5%的佣金，但要支付船运费用——来订购洋布。四川商人可以去到外国商行检查合同，确保其中没有欺诈。如果四周内没有收到货物，四川商人可以取消订单;而如果买方不能在两周（有时是四周）内付钱，外国商行就可以保留定金（姚贤缟 1962，第三册：1549）。(www.xing528.com)

批发商有着强大的金融力量。他们知道要订购什么商品和如何要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市场。批发商尤其是那些经营美国棉纺织品的批发商反对抵制美货的态度，对后来的事件进程相当重要。他们反对抵制运动最为坚决，并且以各种方式试图加以破坏（见第七章）。

零售商在整个销售网络中占比例最大。这一时期，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的贸易大规模发展，甚至建立起了出售某类特定商品包括外国商品的专卖店。例如，在上海，零售商店被分成各种类型，如京货店、广货店、京广杂货店和洋广杂货店。这些商店都出售一些外国商品——毛巾、袜子、蜡烛、煤油、针和布料（《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1988：17）。商店越大，商店里库存的外国商品就越多。许多大型零售商店集中在南京路、河南路和棋盘街一带的外国租界，仅在南京路上就有至少20家大型零售商店出售外国和国内的商品（同上书：22）。由于零售商直接和顾客打交道，而且和批发商不同，往往是些资金有限的小商人，所以当抵制运动开始后真正需要他们的支持时，他们比较容易屈从于抵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