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来领导抵制运动，不仅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见第二章和第三章），也有其经济原因。在19世纪后半段，上海不仅发展成为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同时也发展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集散地。20世纪初年，像其他国家的公司一样，美国公司的销售活动也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公司——丰裕（棉纺织品）、协隆（棉纺织品）、茂盛（肥皂、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美孚（石油制品）和英美烟草公司——都把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上海对外贸易》上册1989：102，《时报》1905年7月21日）。
大批外国进口商品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其中大多数要再转运到其他港口（见表4.2）。比如在1894年，进口商品总数（价值银93 256 000两）的57.53%进入上海港，其中又有67.59%（价值银36 262 154两）被转运到中国其他港口（《上海对外贸易》上册 1989：30）。棉纺织品的进口情况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在1894年进口的13790000匹布当中，有13 000 000匹进入上海，其中又有大约80%被转运到其他地区（严中平 1955：47）。
表4.2 5个港口的中国进口商品的比例，187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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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品一类美国进口商品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在19世纪70年代，基本的贸易模式还在建立过程中，大多数美国棉纺织品就通过上海进口。比如1876年，从美国进口的全部棉纺织品的9.4%在上海销售，38.8%转运到天津，33.5%转运到河北辛庄，显然是北方寒冷的天气增加了对厚布料的需求。全部算起来，美国棉纺织品这一时期在中国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至少19个城市中销售（Chao 1986：111—112）。
上海在美国烟草的进口和销售中起着相似的作用。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总部就设在上海，它的第一家和最大的一家烟草工厂也都在上海。同样地，上海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是因为美国烟草在上海的消费数量，而是因为上海作为烟草集散中心的核心作用。正如高家龙（Sherman Cochran 1986：151—203）所表明的，美国烟草企业家们在中国销售烟草格外野心勃勃，他们的触角从城市和小城镇一直扩展到乡村、山区和偏僻荒凉的地区。通过一个“由大都市到城市再到集镇”的级层式体系，美国烟草销售到了整个中国。
煤油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必需品，所以它的消费在世纪之交更为普遍。1885年，美孚公司在上海开办了它的第一家办事处。1894年，它雇用了上海商人叶澄衷（苗利华1986：45）。几年以后，叶澄衷在镇江、南京和芜湖（江苏）、九江（江西）、汉口（湖北）、营口（辽宁）、天津和烟台（山东）开办了煤油商店。1894年，美孚公司在香港开办了它的第二家办事处。到1908年，又先后在福州、厦门、汕头和广州设立了分处（C.Cheng 1986：216）。美国的煤油从较大的城市分散到较小的城市。例如，早在1886年，江苏省镇江就有收到上海供应的美国煤油的记录。[19]在20世纪初年，煤油恐怕是在乡村地区能够见到的唯一的美国产品（ibid.：214—19）。对于抵制美货运动来说，美国进口商品通过上海分散到广大地区，意味着各个地区的民众都能够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也意味着当上海商人的合作对于抵制运动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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