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和改良派对中国人群体影响有限

比起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的商人来，和保皇会有关的海外华人与上海抵制运动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为直接。早有就人提出了抵制美货的主张（McKee 1986：176），但是对这一斗争方式进行最为系统的论述的，是《新中国报》的编辑陈仪侃于1903年在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阿英 1962：592—593）。《新中国报》是保皇会在夏威夷的机关报，陈仪侃与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系密切。陈仪侃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他号召人们摆脱对于清政府的依赖，主动采取行动。^[10]这里应该指出，梁诚身为公使，是清朝高级官员，所以尽管他也希望由民众来进行抵制，但他不愿意这类报复行为把清政府牵扯进去，以免发生与美国的对抗。考虑到保皇会被清政府所禁止的事实，保皇会和清政府官员在针对排华法案的斗争策略上的这种一致性，虽然并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也十分引人注目。到1905年，除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或许还有其他领导人）仍然是清朝的官方敌人这一点以外，清政府和保皇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宪政改革方面，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至少是原则上的一致性。许多清朝官员公开支持保皇会，而《时报》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清朝官员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其他人仅仅一般性地谈论抵制不同，陈仪侃具体地提出了如何在抵制活动中进行动员和协作的思想。他提出，在美国建立一个组织民众的总部，派出代表前往中国的主要城市，进行动员活动（陈仪侃1903，见阿英1962：596—599）。据说，陈仪侃后来到美国各地游历，以宣传他的这一计划（张存武1966：33，Ma 1990：36）。张存武认为，陈仪侃可能就是《时报》1905年7月发表的三篇文章（见阿英 1962：612—641）的作者。这三篇文章讨论了抵制活动各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以香港、广州和夏威夷这三处地方而不是以上海作为抵制活动的中心（张存武 1966：639—640）。

保皇会在美国的其他成员也积极地参与了反对排华法案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的主编伍盘照牧师。早在1900年（6月12日和26日），这份报纸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中美贸易加以限制。由于与海外华人的各个群体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伍盘照就能够在抵制运动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1904年，他还曾帮助孙中山在美国募集经费，尽管他是保皇会的成员（刘玉遵、成路西 1985：64）。伍盘照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汉语，既代表寓美华人发表意见，也和他们进行对话。作为在美中国基督教社群的领袖，他与旧金山的中国富商关系很好（Ma 1990：32—33）。麦基称伍盘照“是一个不平常的人，能够跨越（在美）华人社群内部几乎无法跨越的相互冲突着的不同势力”（McKee 1986：170）。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伍盘照和上海有着任何特殊的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美国进行的反对排华法案的活动和上海商人发动抵制运动之间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关系。

保皇会和上海的关系虽然是间接的，也不十分广泛，却似乎相当可靠。保皇会在上海出资创办并由梁启超密切监管的报纸《时报》，是保皇会在上海的成员和它的海外成员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机构，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华人的报道。的确，就在商人们宣布抵制美货之前仅仅几天，《时报》（1905年5月7日和8日）刊登了一份有100多个美国华人公司和商人签名的请愿书的部分内容，要求针对寓美华人受到的虐待采取行动。在上海于1905年5月10日宣布抵制美货之后一个月，梁启超在一封题为“致各埠列位（保皇会）同志书”的信中，提供了导致发布抵制决定的保皇会重要行动的细节。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康有为给他在上海、香港和横滨（梁启超当时居住的城市）的追随者们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美续禁约，梁使不签名，美今遣使往北京，改请外部画押，已开 行十日。此事关我华人生命，于粤人尤甚。计粤人在此岁入数千 万，若能破约，岁增无量数。吾国生计已穷，若美工尽绝，势必大乱。 今各咸发愤，各电争于外部。惟外部畏怯，若美使恐吓，即画押。生 死之机，以此一举。望大集志士，开会鼓动，电政府及各省督抚力 争，并以报纸激发人心，或可挽回。所有支用，当俟后汇，勿吝小费，美中必源源接济。（梁启超 1905，载方志钦 1997：113）^[11]

接到电报以后，梁启超立即通过电报和书信与保皇会在上海和香港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在应该选择上海还是香港作为反排华活动中心的问题上，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经过了一番讨论，最后选择了上海。这不仅是因为上海控制着中国的国际贸易，也是因为保皇会通过《时报》在上海有着十分强大的联系。根据梁启超在横滨的指示，《时报》人士接触了上海道台袁树勋和上海商务总会董事会中的广东商人（同上书：113—114）。

梁启超的信明确表明，保皇会对抵制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实际上是保皇会领导了抵制运动，则可能是个错误。对于上海商人将会如何回应他们的倡议，梁启超和其他保皇会的流亡者们几乎一无所知。当抵制美货的主张在上海得到热烈响应时，梁启超感到“实出意外”（同上书：114）。其他一些因素也削弱了保皇会的领导作用。《时报》出版人狄楚青是江苏人，与移民利益没有任何特殊联系（陈玉堂 1993：392—393）。这家报纸和上海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对他们大概也没有多少影响。(www.xing528.com)

在抵制运动爆发前，革命思想已经开始在海外华人中间传播，但是在北美，和改良派相比较，革命派在数量和影响上都相当有限。孙中山1904年游历美国时，接受了伍盘照和其他一些人的经济资助，使他能够印刷和散发11 000份邹容的《革命军》（见第二章）。此外，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声称在海外华人中间拥有大量成员，而事实上只有19人来自在美国拥有大量移民的台山县（刘玉遵、成路西 1985：65）。在这19名移民中，李自重和陈元英实际上是返回了台山，在那里动员人们支持抵制运动。由此看来，革命派和改良派一样，即使在上海有些联系的话，也不会特别强大，他们不能直接影响上海商人做出抵制美货的决定。

从中国人群体与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民族主义行动之间松散而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尽管海外华人在反对排华法案的斗争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在上海做出抵制的决定，并不是美国大陆上任何一个群体努力的结果。美国的所有华人都憎恨这些法案，但是由于他们被社会阶层、政治态度和地理位置所分割，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中国寻求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商人松散地团结在中华总会馆下，在反对排华斗争中最为积极，最勇于表达。他们在国内的联系主要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和香港。他们对清朝政府的依赖超过了他们对中国民众的信任，陈仪侃1903年的文章中就曾经含蓄地批评过这一点。

第二，在世界各地的相关中国人中间宣传反对排华的思想、提出反对排华斗争计划的，主要是保皇会成员，尤其是在夏威夷、美国、日本、香港和上海的保皇会成员。尽管保皇会所关心的主要是宪政改革，但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把反排华活动看作是一场和他们在中国的最终目标联结在一起的斗争。尽管保皇会与上海商人的联系是间接而有限的，但它通过《时报》与上海建立起来的实质性联系，成为推动抵制运动在上海发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如果没有商人的支持，根本就无法发动抵制运动（方志钦1997：114）。

第三，越来越多的清朝官员希望对排华法案采取某种形式的抵抗。尤其是梁诚，他赞同由中国商人组织抵制活动，这样政府就不会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对抗。由于清政府在上海商务总会和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它事实上成为连接太平洋两岸中国商人的纽带。1903年，旧金山的中国商人曾经向商部和其他部门呈送请愿书，同时也送给了在上海主持贸易条约谈判的大臣。这位大臣与有影响的上海商人有着密切联系，这就意味着上海商人不仅可以通过报纸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到寓美中国商人的不满。

无论如何，现在似乎终于清楚了，是上海商人自己做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尽管不太情愿，但他们已经逐步地卷入到此前的反对外国的抗议活动中（见第三章）。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有置于这一时期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广泛的结构变革的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直到19世纪晚期，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都不如他们在海外的同行。不过，从18世纪末起，随着国内市场的稳步发展，情况已经开始逐渐改变。重商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导致工业化，但是它推动了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并且使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变革。根据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 1989：20）推测，到世纪之交，中国商人的数量（100万）已经快要赶上士绅的数量（150万）。尽管中国商人由于地区和行业的分割而未能形成一个整体，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依赖性，但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商人已经得到清政府的赞赏，向他们出卖了大量有威望的官位。随着商人在晚清时期开始买官，随着士绅开始从事贸易活动，阶级的区划便开始模糊起来。^[12]这样，到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在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几个美国城市同时得到发展。清政府鼓励在中国建立商会，同样也鼓励在海外华人中建立同样的组织。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占据支配性地位，从而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理想的中心城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上海商人都想成为民族英雄，尤其是那些销售美国商品的商人。因此有必要弄明白，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有哪些商业群体能够成为民族主义的而不会面临破产，又有哪些群体希望抵制只是一种暂时的或者象征性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中美贸易关系的三个方面：在中国销售的美国商品的类型和价值;这些美国商品的地理分布;经营美国商品的商人，包括他们销售外国货的一般方式和销售美国商品的具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