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于商人们要求抵制美国商品的号召是持同情态度的。尽管在当时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是前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在背后支持抵制运动[4]，但张存武的研究（1966：29—35）表明，支持抵制运动的实际上是在任公使梁诚（1902—1907年在任）。梁诚（1864—1917）是广东省番禺人，1875年，他11岁的时候前往美国留学，1881年回国。后来，他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担任参赞，当时的驻美公使是张荫桓（1885-1889年在任）。[5]张荫桓和梁诚都来自海外移民十分普遍的中国社区，但是梁诚比那位傲慢而又奢侈的前辈更有能力，也更关心他在美国的同胞们。1904年，梁诚写信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98-1905年在任），谴责美国排华法案用心险恶，而且违背了两国间条约的精神。[6] 1905年初条约谈判期间，梁诚拒绝向外务部透露谈判细节，并且坚持主要由他本人拟订的草约条款（张存武1966：32）。5月，当美国国务院决定绕开固执的梁诚，直接和清朝外务部谈判时，梁诚要求北京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梁诚认为，中国不做反抗，也不采取报复行动，使得美国华人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苛刻对待。梁诚对外务部说：“此间华人，有议禁购美货，以为抵制者，探本求源，实足制其生命，而起其恐心。”但是他警告说：“国家苟为支持，势必与戎启衅。”所以他建议“由民间商会自为禁约”。[7]
在究竟是什么人谈论要进行抵制的问题上，梁诚语焉不详。是与他有着密切联系的旧金山富有商人吗？他们对于中国的移民大门保持开放最为关注，已经和排华法案顽强斗争了数十年。在清政府与美国代表柔克义进行条约谈判之前，他们就向清政府发送了大量的反对签订条约的请愿书。不过，推动他们的上海同行抵制美国商品的，并不是旧金山有势力的中国商人。正如麦基（McKee 1986：177）所正确指出的，一直到了6月初，在进行抵制的决定在上海宣布几个星期以后，旧金山的商人们才“十分犹豫地表示同意……参与”。他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时报》（1905年7月13日）的一条新闻或许提供了某些线索。这一报道称，旧金山的中国商人不相信上海真的已经开始对美国商品进行抵制。(www.xing528.com)
从历史上看，在美国的中国商人和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有限的、间接的，他们的经济联系大都局限于中国南部（Pomerantz 1984，Hsu 1996）。[8]他们也更愿意求助于政府当局，通过合法方式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9]自下而上地动员组织反抗活动既危险也没有把握。在这方面，他们在1892年曾经有过一次教训。当时，为了表示对《吉亚里法案》的抗议，中华总会馆组织了一次不成功的抵制。这次失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控制中华总会馆的来自三邑的富商信誉扫地，大量的生意转向来自四邑的商人和秘密结社（朱夏1975：40，刘伯骥1976：585—586）。现有资料并不能够证明，在美国的中国商人和发展中的国内资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与做出抵制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者有大量理由与排华法案进行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斗争策略，他们肯定不是抵制运动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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