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追求正义(1905-1906)

1901年初，当俄国在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后仍然拒不从满洲（中国东北）撤出的时候，上海的绅商率先举行抗议活动。就像几年后的反美抵制运动的情形一样，条约谈判提供了时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3月15日，在听到俄国要求签订一项试图在满洲获取大量特权的条约时，中国的积极分子召集了一次公众集会。^[6]这些绅商消息十分灵通，因为三天以前俄国确实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份经过修订的条约，并要求两星期之内做出答复。在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北洋大臣李鸿章倾向于对俄国让步，以换取俄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要求朝廷坚定立场，不为所动。这两人都指望能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支持，因为它们对于俄国的野心相当警惕。张之洞致电清廷，坚决要求拒绝签署条约。更有意思的是，张之洞还报告说他已经与张謇、郑孝胥等著名绅商进行过商议（李国祁1970：294—295）。因此，认为上海的抗议集会有可能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官员的允许甚至鼓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如果认为是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官员策动了上海的抗议活动，那就错了，因为自从1898年改革以来，诸如汪康年、蒋智由一类士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十分活跃。与此同时，由于有关俄国在满洲所犯暴行的消息广为传播，人们反对俄国的情绪非常普遍。在3月24日的第二次集会上，将近1 0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士出席，表示抗议（《中外日报》1901年3月24日）。公开发表讲演的不仅仅有汪康年和蒋智由，还有小说家吴沃尧和一位年轻女子薛锦琴（《拒俄运动》1979：14—16）。汪康年创办和经营的《中外日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发布了集会通知，并且发表了讲演文本。

在两次集会中间，上海绅商向地方高级官员发送了十数封电报，要求他们运用他们对清廷的影响力。他们还向张之洞和刘坤一呈送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请愿书。不过，尽管上海公众热情高涨，1901年的鼓动活动并没有走得太远。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电报和请愿书对清政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如何，除了大众集会和公开演说，民众们还能做什么呢？小说家吴沃尧在演说中建议，应该直接向俄国政府发送表达中国公众舆论的电报，不过他承认这恐怕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设法阻止条约的签署（《拒俄运动》1979：16—17）。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具有这种挫折感和无助感。有位演讲者十分认真地提出，公众无论如何都要把反对签署条约的活动进行到底。蒋智由认为，公众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坚定意志，是一项比能否挽回条约更为重要的成就（《拒俄运动》18—20）。但是，公众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一个看不到成果的运动吗？

一位不能参加集会的匿名人士发表了一份书面演说，鼓吹采取更为独立更为有效的公众行动。除了向各地督抚进行请愿以外，他还建议商人和公众一道发动一场抵制俄国货物和贸易的全国性运动。他论证说，影响商业的权利是民众可以使用的唯一手段。以后，与外国签署的条约只有得到民众的赞成，才能被承认是有效的（《拒俄运动》1979：29—30）。这位匿名人士在《中外日报》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控制贸易的商人们事实上比政府拥有更大的力量，他们应当率先进行抵制，其他商人就会跟随他们。他承认，抵制会带来沉重的损失，但他希望上海的著名慈善家们能够承担这些损失（同上书：31）。他的建议尽管比较笼统，却代表了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从中体会到深刻危机感的公众对之做出了回应，报纸和杂志都收到了一些呼吁在对俄斗争中结成团体的信件和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建议在上海建立爱国总会，并且在其他城市设立分会（同上书：37）。

但是，到了1901年春末，公众外在的热情已经消失。很显然，上海商人并不准备去领导一场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运动。和美国的排华法案不同，俄国对满洲的占领是未曾意料到的事，甚至连上海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士对占领和条约内容都知之甚少。上海的主要商业报纸《申报》持谨慎立场，在一篇虚拟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中建议，人们不应该仅仅根据传言而仓促行动，即使确实有一个秘密条约，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也是危险的。在对条约究竟会对中国利益造成何种影响进行彻底了解之前，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申报》1901年3月28日）。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和美国不同，它在上海以及整个中国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利益。根据1894年的数据，俄国货物在上海对外贸易中仅占1.2%，在中国全部对外贸易中仅占4.1%（《上海对外贸易》1989，上册：213—214），因此，俄国没有什么可以抵制的。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在中国销售价值数千万元的消费品，在抵制中要遭受巨大得多的损失（见第四章）。

除经济因素之外，这一运动缺乏组织基础。上海的著名绅商领导了1901年反对俄国的活动，但没有一位绅商属于某个具体的组织。当俄国放弃强行签约的要求，选择维持现状的政策时，人们的热情就烟消云散了。不过，从1902年起，各种组织开始在上海和其他城市出现（见表3.5）。

表3.5 新组织的市民团体，1902-1904(www.xing528.com)

当两年以后与俄国的争端再次成为头条新闻时，这些组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在合作进行反对俄国的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组织无疑是蔡元培、蒋智由和林獬创立的中国教育会。蔡元培是《外交报》的主编兼主要撰稿人，蒋智由在1901年反俄鼓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獬是《中国白话报》的主编，在抵制运动中是一名积极分子。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活动以教育和出版为基础，主要从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吸收成员。1903-1904年，一些从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军学堂退学的学生加入了中国教育会，使得该会人数大为增加。

表3.5把几所学校计入市民团体，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中国教育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在教学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爱国女校的成员主要是中国教育会成员的配偶、孩子和亲属。由一名当地士绅吴馨创办的务本女塾，学生主要是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女孩，在1905年成为抵制活动的聚集处之一。人镜学社致力于文学活动，小说家吴沃尧就是其成员之一。

决定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谕旨于1902年颁布之后，这些团体和其他一些类似团体纷纷成立（Reynolds 1993）。1903年，当俄国增加其驻扎在满洲的军队时，这些团体有力地推动了反对俄国的抗议活动的传播。拒俄运动在这一年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开始向其他地区扩展。比如，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学校里举行集会，抗议俄国占领满洲，有73名学生在提交给学校当局的请愿书中签名（《大公报》1903年5月7日）。在湖北，学生们在收到在京师大学堂的朋友们的来信后，立即加入到反对俄国的抗议活动中去（《苏报》1903年5月18日）。此后，这一运动发展到了安徽、广东、浙江、直隶、福建、湖南、河南和江西。同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了他们自己的反俄集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的华人发电报给清朝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同俄国作战，他们愿意提供经济资助（《拒俄运动》1979：246）。

尽管民众热情很高，但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两年前一样，仅仅局限于集会和请愿。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仅仅抗议是不能将俄国人赶出满洲的。由于找不到其他可以利用的和平手段，东京的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名为拒俄义勇队的突击队，试图对俄作战。有数百名学生志愿参加，一些女学生也组织了一个赤十字会提供医疗服务。志愿者天天进行军事操练，同时派出两名代表前往天津，试图得到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但是，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他们参与军事斗争的想法，日本政府也禁止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建立任何军事性组织。结果，这支学生军转变成为进行军事教育的组织。

在上海，运动积极分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对俄国人和清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4月，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国民总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本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凡关系中国之事，本会例得干涉之。”但国民总会也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找到办法来增加它在国家事务中的分量（《苏报》，1903年5月1日）。一种无力无助的感觉，和清政府的镇压结合在一起，导致拒俄运动在1903年末走向衰落。据说，一些年轻人经受不了这样的挫折而自杀身亡。^[7]

拒俄运动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广阔的社会运动，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和美国排华法案到1905年时已经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不同，俄国对满洲的占领是一个发生不久还未被大量宣传的事件。作为义和团起义的遗留问题，这种占领要比外国的公然侵略更为复杂。在上海的上层人士中间，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留给清政府解决以及“人民”究竟能够对之做些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有人提出抵制俄中银行，但并未进行任何尝试。不过，即使上海上层人士支持抵制的话，也不会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因为俄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另外，《申报》和《时报》等主要报纸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多少宣传。前者的编辑方针一直是非政治性的和保守的，而后者直到1904年才创办（Judge 1996）。因此，反对俄国的积极分子们就不能够充分利用理论家们所说的那些“外部资源”（Tarrow 1994：51—52）。由于这些因素的限制，拒俄运动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民众支持。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它使得中国城市民众获得了组织运动的经验，并且推动了民间团体的产生和进一步的积极行动。从拒俄运动到抵制运动，正是被塔罗称作“抗议圈”的过程（ibid.：chap.9）。就动员网络、观念、斗争形式以及挑战者与当权者之间激烈互动的结果等方面来看，一个运动总是和另外一个运动相联结，它们累积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ibid.：153）。由于这个原因，在拒俄运动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个引发激进行为的事件——周生有案，也值得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