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问题引发全球关注

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前的几年里，有关移民的争论主要在相关个人、利益群体和政府官员当中进行，一般公众没有多少渠道接触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信息，更没有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他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年，这一情形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1895年中国屈辱性失败之后的十年中，伴随着思想、信息传布方式的发展，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也逐渐增长。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考察了这一时期以及其后民间报刊的兴起、出版业的繁荣和白话小说的发展。借助于这些新媒介，移民问题第一次大范围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数量越来越多的学生、流亡的政治活动家以及到过国外尤其是到过美国游历的人的记载，把公众注意力集中到排华问题上。他们的经历，他们与海外华人在各个地方的接触，都有助于华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传播。

研究表明，在1890—1910年之间，在中国出现了1 000多家报刊（方汉奇1981，史和、姚福申、叶翠娣1991），许多资料提供了这些报刊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创办的具体信息。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出现了224家中文刊物，其中165家在中国（包括香港）出版。^[28]在上海出版的期刊最多，有69种，占41.8%（张仲礼 1990：1038）。《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也证实了地理上的这一集中性，它列出了1857—1911年之间在上海出版的450多家报纸和刊物。这本名录还表明，中日战争以后，报刊数量急速增长。从1857—1894年，只有44家报纸在上海出版，不到总数的10%。相形之下，从1895年到大众运动爆发的1905年，就有180家新报刊出版发行。在这十年里，抵制活动比较活跃的其他城市和省份的出版物的数目是：北京44家，广东35家，天津26家，福建12家。

出版业的多样性和私人化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来自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商人、作家、小说家、官员、新学学者、士绅，甚至妇女——的个人都投身到报刊业中来。同时出现了一些使用白话文、文言文和半文言文的刊物，尽管这些刊物的存在时间大都非常短暂。报纸刊物出版的高峰期——报纸和刊物的出版高峰期可能并不一致——是1904—1908年（李斯颐1990：114）。小册子和小说对于思想和信息的传播同样重要，尤其是在抵制美货运动于1905年开始以后。这些羽翼未丰的出版物所关注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所有重要刊物都发表了有关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生存状况的记载。表2.1提供了涉及中国移民问题的出版物的概况。

对这些出版物可以进行几点总体性评论。第一，它们的目标是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政治派别的读者。《杭州白话报》在杭州城内所有期刊杂志中销量最大（李国祁1982：507），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白话杂志，发表有16篇与排华问题有关的文章。其他的出版物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强调精细而不是大众化。例如，《外交报》的观点高度专业化，也比较温和，只是面向非常有限的读者群。

表2.1 有关中国移民的出版物

第二，这些杂志报纸常常相互引用。同样的故事和思想既出现在刊物上，也出现在报纸上，这种情况在抵制运动爆发以后尤其明显。这就使得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成熟度、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读者都分享着同样的信息。例如，在芜湖出版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就从《杭州白话报》上转载了1900年夏威夷唐人街被焚烧的故事，上海《选报》的第9期和第10期也发表了有关这一悲剧的记述。而另一份出版物《东方杂志》，实际上就是一本已经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的摘要。

第三，有关排华问题的宣传反映了民众对于海外华人命运的关注，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从鸦片吸食、缠足、女子教育到戏剧、语言改革和婚姻改革等众多问题的兴趣（李孝悌1992）。最后，大多数报道排华问题的报刊都位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这一地区民众积极参与抵制运动的原因。

和几年以前相比，城市中国人现在能接触到更多更好的有关各种问题的信息了。此外，随着西学在20世纪初日益受到欢迎，新的理论体系也传进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精英杂志《外交报》以接受西式教育的学者为主要读者，其信息来源于政府出版物以及国外国内的报刊。它非常详细地介绍条约草案和外国国家的移民法律，定期地翻译外国杂志报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文章。在排华问题上，它经常翻译一份在波士顿出版的月刊《北美评论》上的文章。^[29]这份杂志的第44期刊登了前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Seward）一次很长讲演的翻译，详述了中国向美国移民的历史以及排华的演进过程。文章引用西华的话说，排华法案是他的国家所做的对中国人最为不公正的行为。《外交报》的翻译文章后面往往跟有一篇评论，这也是当时其他期刊的普遍做法。在1903年第2期的一篇这类评论中，编者把排华政策称为天底下最不公平的政策。这一政策显然是种族主义的，尽管美国人以各种荒谬的、与他们所信奉的平等原则相违背的理由否认这一点。

不过，总的说来，在有关排华问题的所有观点中，《外交报》是最为温和的。许多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更多地立基于来自西方的报道，而不是来自他们在美国的同胞。这些同胞的看法从未被直接引用过。这份刊物批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但是并没有把它看得特别重要。有一期《外交报》刊登了一篇论述作者所谓的“我国殖民”的长篇文章，认为排华最终将会结束，因为它是美国的无知工人所鼓吹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不能持久，因此它“乃欲藉政府之力以障物竞之祸，是犹处商战之世而言锁港”，这样的思考犹如“恐手工之困而倡毁机，……皆不揣其本而自痿其竞争之材力者也”。所以，排华并不足虑，因为“垄断之策将随平民文化而驯消，故前禁之不弛殆非所患也”。作者最后说：

吾之所患者乃在吾人自处之道。何则？求之于我国，地实不发，农力不尽，工业不兴，出口之额无几，殆非有人满之患也。其各国之殖民，大抵以枭雄挺异之材，驾驭土著而利用之。而我国外溢者不过劳动社会之一流，其知识之缺乏，习惯之卑污，诚有如彼族所讥者。且往往为奸侩之所诱卖，而非由自主，凌侮蹴践，毫不知耻。呜呼，由前之说，所谓舍其田而耘人之田者也。由后之说，则尤所谓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可得者也。吾国人而有同胞之感情，与宜求所以自耘其田而极之于奴隶牛马之苦境。虽无阻者，吾固将要结而攀留之，于彼美人又何尤焉。（《外交报》1902年第8期）

如果排华只是一个孤立活动的话，这种观点或许会有更多的拥护者，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和当时其他许多报刊一样，《外交报》发表了中国移民在许多国家受到限制的记载。正如一篇有关南非限制华人的文章的译者和编者所指出的，如果排华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国内争取有限资源的斗争就会更为激烈，也会更加令人不安（《外交报》第25期）。总而言之，这一刊物代表了上中阶层文明外交的理念。

与《外交报》的情况相类似的还有《东方杂志》。这家位于上海的杂志创办于1904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前仅仅一年。就其观点和针对的读者对象来看，它与《外交报》比较接近，但它涉及到的问题更多。部分地是由于它关注的领域更为广泛，从而使之成为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30]像其他资金雄厚的出版物一样，《东方杂志》也使用了在抵制运动中起到枢轴作用的电报服务。它在引导城市公众理解排华问题方面的独特贡献，是它经常引用官方资料，尤其是中国驻美国公使（1903—1907）梁诚的材料。它还使该杂志的读者们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新的移民管理政策，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条约谈判（《东方杂志》1904年第5、6、10、12期）。虽然《东方杂志》的语言和观点都比较谨慎，但它促进了公众对于排华问题的了解。

不过，毫无疑问，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1902—1907）对于中国新的城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甚至具有改革思想的清朝低级官员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这份双月刊涉及诸多问题，是梁启超所办杂志中最受欢迎最为成功的一种。同情改革的外交官黄遵宪不惜笔墨地赞扬梁启超的文章和《新民丛报》的影响：“（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心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新闻界人物》1985：95—96）

《新民丛报》在全中国97家零售商店销售，销售量达到14 000份。^[31]它刊载的一些文章，是1905年大众运动爆发之前最为成熟的文字。在这方面，1902年发表的《论世界经济之大势》一文具有代表性，它把中国移民置于世界经济竞争的更广阔背景之中。笔名为雨尘子的作者说，这一竞争是一场世纪性的斗争。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驱动力是经济动机，而不是政治野心。中国移民尽管大多数是劳工而不是西方人那样的殖民者，但他们也是经济扩张的一种形式。只要他们能够在海外找到工作，把钱带回到国内，中国就能够通过移民发展它的经济。排华政策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和扩张。因为其他国家要效仿美国的做法，几十年以后海外就不再会有华人了（《新民丛报》1902年第11期，第3—58页;第14期，第3—52页）。

雨尘子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一个有着新思想和更宽阔眼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雨尘子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数千名中国学生中的一员[Saneto 1981（1970）]，他既通晓儒家经典，也熟悉西方理论，尤其是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一次学业训练。《新民丛报》是立宪派的机关报，而立宪派当时正在发展与海外华人特别是北美华人的密切联系。正如麦基令人信服地指出的，立宪派后来在抵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McKee 1986）。这篇文章决不是排他性地只谈论经济，它也谈论政治。文章作者认为，现在统治中国的政权既十分虚弱又是异族，根本不能扭转世界范围内的恐华潮流。雨尘子的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改革派典型的政治矛盾，它没有鼓吹革命，而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设法保护他们的经济权利，发展本国资源（《新民丛报》第11期，第3—58页）。

流亡的改革派人物和海外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帮助后者开始以新鲜的政治语言而不是传统的经济论证来表达他们的利益。1902年，清廷宣布实行改革的谕旨发布后的第二年，一些北美华人向溥伦亲王——他即将成为游历世界的第一名中国皇室成员——呈交了一份请愿书。《新民丛报》迅速发表了这份请愿书。它以远比十年前中国商人的小册子更为激烈的语言，对清朝政府的无所作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请愿书指责清朝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放纵自己，无视民众的痛苦，也漠视外部的世界。身居国外的许多中国商人经常受到驱拒、虐待，甚至被杀害，而中国公使和领事的努力根本没有作用。皇帝应该向前走，领导国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新民丛报》1902年9月，第152期）。

请愿书发表的时候，梁启超正在美国旅行。他访问了20多个美国城市以及加拿大，为他在中国的改革运动募集资金。^[32] 1904年初，他撰写的内容广泛的游记作为特别增刊，出现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已经十分熟悉西方的法律和政治理论，是第一个在海外华人中间度过一段时间的博学多知的学者。例如，他利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Gustave Le Bon）的理论，分析海外华人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国民性格。在此之前，从来还没有人对中国人进行过这样的分析（梁启超1904）。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全面地描述和考察了排华问题及其根源、实施和影响。他所利用的相关资料显然是1898—1903年间在夏威夷和美国会见追随者时搜集到的，这时正是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日趋严重的时期（McKee 1977，Salyer 1995）。梁启超有着相当强的综合能力，他首次用简单质朴的语言把中国移民和游客都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极其复杂和混乱的法律编纂起来。在1882—1903年期间，国会通过了11项排华法案和修正案。梁启超并没有挑战美国管理移民的权利，但他批评了其移民政策在应用到中国人时出现的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它繁琐得令人难以忍受。其次，即使一名中国的合法移民，也可能会因为护照中只有一栏空着未填或者对移民官员提出的狡猾问题回答前后不一致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遣返，或者会因为患有眼睛感染之类的小病，而被以疾病控制的名义送回国内。第三，某些排华法案干脆就是不讲道理。例如，中国学生会因为在美国勤工俭学而被驱逐，而同样经济境况的美国学生就可以十分正常地拥有工作。第四，入境程序不合理地十分冗长，而且也不人道（梁启超1904）。

对于美国驱逐中国人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习俗的论调，梁启超提供了一个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分析的辩驳。考虑到梁启超在城市受教育者和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当中的影响，对他的评论值得进行较为仔细的探讨。梁启超对包括商人在内的北美华人的经济成就印象不深，这与一些洋务派官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梁启超说，一些中国商人很富有，但是几乎全都做些从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劳工手中赚钱的小买卖。^[33]低层的中国人尽管工资比在国内要高许多，但拼命工作挣得的收入只不过仅仅能够抵消开支而已。中国人总的来说都很勤劳节俭，但是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寓美华人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内部原因和一个外部原因。一方面，中国商人不具备与西方人竞争的知识或者能力（《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188）;另一方面，歧视性法律严重地限制了中国人的从业自由，中国人在旧金山的卷烟业、制靴业和织帚业（同上书：203）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即使限制华工本身并不违背国际法，对中国人就业的歧视性限制也有悖于国际法。如果允许中国人进入美国而又剥夺了他们的经济权利，是不公平的（同上）。

梁启超承认某些城市的某些中国人居住区确实声名狼藉，但同时他又争辩说，这些地区并不比某些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居住的区域更为恶劣（同上书：192）。寓美华人无疑应该从文化上和政治上改善他们自己，但是海外华人——大部分是下层劳工——是否就是像许多人所论断的那样代表了他们的国家呢？早在1874年的古巴小组的调查报告中，中国移民就全部被看作是下层劳工，其典型特点是无知、贪婪、不道德、蛮横和狡猾。梁启超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同胞为了偷渡到美国，需要支付700—800元，其中要交给加拿大人200元的税，用400—500元来贿赂官员，还要花费100元的旅费（同上书：189—190）。梁启超感到最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以祖国数万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无可得食，乃至投如许重金以糊口于外，以受他族之牛马奴隶。”（同上）即使这样，梁启超仍然认为海外华人，至少是在旧金山和其他一些城市里的海外华人，政治觉悟水平要比他们在国内的同胞更高。旧金山的20 000华人支持着6家中文报纸（同上书：212），而且寓美华人一般都非常爱国，注意学习民主政治的程序（同上书：189—213）。

像其他新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本人只是在更大的背景中关注排华问题。因此，他并没有提出要求改变或者废除歧视性法案的策略。倒是他在夏威夷的一名追随者陈仪侃，于1903年在梁启超创办于夏威夷的刊物《新中国报》上首次提出了抵制的思想。包括《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期）在内的其他一些报刊转载了陈仪侃的文章，为后来民众运动的兴起播下了种子。

然而，《新民丛报》虽然影响很大，但很可能并不适合所有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口味。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的思想和作品，要更加直率，更有感情，也更为激进（梁启超1903年写作其游记时已经35岁，其观点也比较温和）。在东京、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青年，也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文章。当梁启超的游记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销售时，一名刚刚从日本回国的18岁学生邹容撰写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这本激烈反满的小册子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它对民众产生的冲击可能要比梁启超文辞优美的游记更为巨大。据估计，邹容的小册子在中国国内外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册。1904年，旧金山《中西日报》的编辑、台山人伍盘照印行了11 000册《革命军》（刘玉遵、成路西1985：64）。有意义的是，伍盘照后来在美国的反排华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邹容的小册子之所以受到民众的喜爱，在于它直截了当的呼喊，它要打动的是读者的心，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这名十几岁的四川学生号召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的异族政权满清王朝。

和当时这一问题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一样，邹容也把海外华人的境遇看作是虚弱、腐败的政治制度的象征，但是他作品中的感情力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华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初则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迫，葬身无地，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至此极哉？然吾闻之，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商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曰无有也。又不见乎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之奇辱，而满洲政府，殆若盲于目聋于耳者焉。夫头同是圆，足同是方，而一则尊贵如此，一则卑贱如此。呜呼！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也！ [Zou 1968（1903）：73]

邹容在其小册子中讨论了海外华人的境况，这十分有意义，因为它使得更加广泛的公众了解到这一问题。像其他的激进学生一样，邹容了解时事发展并且形成自己观点的渠道，主要是阅读报刊。他在小册子里大量引用的一个资料来源，是在东京短暂发行的一份激进报刊《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到8月10日）。邹容有关海外华人问题的讨论主要根据其中的两篇文章：《原国》和《说国民》（《国民报》第1、2期）。十分明显，到20世纪初年，学生、新生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已经能够接触到来自更大范围内的资料，同时也能够通过更多的渠道来传布他们的观点。邹容所做的，就是把特定问题置于一个宽阔的框架之中，从而使这些问题看上去似乎迫在眉睫、十分紧急。1901年出版的林纾翻译的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同样也是把特定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黑奴在美国所遭受的苦难，会让中国的读者们想到他们的海外同胞多少与之相似的经历。这部小说翻译出版后不久，上海城郊出版的一家新报刊这样评论说：

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实事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此书不独为黑人全种之代表，并可为全地 球国之受制于异种人之代表也。我黄人读之，岂仅为沉醉梦中之一 警钟已耶！ …… 白人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真乃惨无人理 矣。…… 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 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我欲 求海上名画师，将四十二章，各绘一图，我愿以粗拙之笔，图系一诗，以与“聊斋志异”争声价。（张枬、王忍之 1962：871）

我们不清楚作者热情洋溢的愿望是否结出了果实，但我们确实知道，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极富鼓动力的政治信息唤起了公众的感情。甚至就在这位作者写下这篇评论的时候，一幅表现俄国士兵在满洲暴行的绘画激起公众的义愤（《拒俄运动》：222—223）。一年以后，当抵制运动爆发后，一些激进分子也出售绘有谴责排华插图的纸扇。

就像这些纸扇一样，随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增强了公众了解国家事务以及对之进行评论的能力，有关排华问题的讨论走出了私人和官方的范围，进入到公共舞台。不过，必须要指出，人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寓美华人的耻辱性经历。排华问题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都更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文明的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民众的耻辱感。

海外华人也加入到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之中。19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的中国商人与他们在香港和广东的商业伙伴一道向总理衙门呈交了几份请愿书（见第一章），印行了两本为移民权利辩护的小册子，从而表达了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看法。他们论证说，中国商人和劳工相互依存，驱逐华工就意味着驱逐所有中国人，因此中国应该在原则上否定排华。他们的这种观点极为重要，因为清朝外交官和总理衙门官员并不这样认为。清朝政府十分轻率地接受了把低层华人驱逐出美国的做法。甚至晚清最能干最受尊重的外交官之一伍廷芳，也宣称只要这样的法律适用于所有外国人，美国就有权利把“华人中的不良分子”逐出国门（丁贤俊、喻作凤1993：9）。换句话说，美国华人所保卫的是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中国人的权利，而清朝政府只愿意保护上层中国人的权利。

应该记住，美国华人绝不是铁板一块。到20世纪初年时，有相当数目的华人，尤其是在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已经选择美国作为他们永久的家。他们更为关心自己作为公民或者居民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其中有些人甚至表示愿意接受对于移民某种形式的限制。例如，1892年，中国人平等权利联盟宣布：“我们的利益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在美国居住了很久，美国已经成了我们的家。……我们比你们还希望不再有中国人来到这里，这里的中国人越少，我们在你们中间生活的境遇就会越好。”（Foner and Rosenberg 1993：120）。这一声明不应该被看作是对排华的认可。相反，这一联盟所要求的，正是排华法案拒绝给中国人的平等人权。它的立场和梁启超一样，他也是要为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争取平等的权利。

为了与这些不公正进行斗争，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报复措施。但是，民众只会在自己认为适宜的时机，只会以他们自己认为切实可行的方式，对这些思想做出集体性反应。

【注释】(www.xing528.com)

[1] 塔罗认为：“商业性印刷媒体的发展以及新的社团模式和社会化形式，有助于普通民众把自 己看作是一个大集体中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说：“印刷媒体和社团使得在散居在不同城镇和不同地区的民众能够了解其他人的行动，并且跨越宽阔的社会界限和地理区划结合起来，把斗争扩散成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Tarrow 1994: 48）

[2] 义和团起义发生于1899—1901年，见Esherick（1987）。

[3] 1888年末，当张荫桓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公使时，他考察了总理衙门收集的有关各种国际问 题的资料。根据这些材料，他认识到徐继畬有关菲律宾华人的描述非常有限（《张荫桓日 记》（1888），载《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25）。

[4] 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开始出国。在美国，中国人利用讲演、报刊文章和其他一些文字作品进行了一场文化斗争。

[5] 移民问题中心调查团的普查表明，从19 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共有114 081 名中国人在古 巴登陆，其中只有58 400 人还活着（Cuba Report 1876：99）。

[6] 张鸾（音）和其他30 人的请愿书中说：“智者和恶人都被捉进这些网中，落到这些陷阱里。” 这份报告评论说：“在这个岛上的数万人中间，显然一定会有一些‘聪明、正直、专注’的人，但他们全都遭到同样的待遇，奴隶的待遇，才能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用处。”（Cuba Report 1876：113）根据这一调查，潮州人程阿来（音）是“数万名在古巴登陆的中国人当中唯一一名 据说攒了些钱的人，他娶了一名白人妇女。他后来两次想离开这个岛，但每一次都被捉住。 他现在死了，他的钱财一点也没有汇回国内”（Cuba Report 1876：115）。

[7] 至少有一部小说——1906年在上海出版的《黄金世界》，详细描绘了古巴华工的遭遇（见第八章）。

[8] 许多欧美人并不能区别两类中国移民：在苦力贸易中被带到古巴、秘鲁的中国人和作为自由移民来到美国的人。

[9] 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对这些日记进行过审查。

[10] 或即薛福成驻英时的参赞张听帆，待考。——译者。

[11] “薛福成于1892年出版了日记的前6 卷，时间从1890年1月31日至1891年4月8日，即他 作为驻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公使在海外游历的前14个月。另外10 卷在他死后于 1898年出版，时间从1891年4月9日至1894年7月1日。”[Xue 1993（1890）：xvi]

[12] 正是借助于总理衙门的收藏，张荫桓才意识到徐继畬1850年出版的《瀛环志略》对菲律宾华人经历描述的不足。

[13] 他在新加坡会见了清政府委派的驻暹罗领事陈金钟，陈金钟是一名来自福建省的富商，他全 家在新加坡落户已经好几代了。多年来，他为中国沿海的防御捐出了数万两银子[Xue 1993（1890）：8] 。

[14] 英国后来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总理衙门官员拒绝了英国有关领事应该见习一年的要求。

[15] “增加领事数目，保护海外华人” 是洋务改革者的二十一项建议之一[Xue 1993（1890）：133]。

[16] 彭焘仁（音）1891年的文章论述了振兴商务的策略，提出了包括扩大中国货物出口在内的十条方法。他知道海外华人社群正在不断发展，认为他们有可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格致书院课艺》1891年，第1卷，第46—48页，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第3辑（1986），第821—823页）。

[17] 《格致书院获奖文章（上海，1887—1895）》，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第3辑（1986），第821—832页。

[18] 有意思的是，早在19世纪50年代，徐继畲就这样描述美国：“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Drake 1975：164—165）

[19] 蒋同寅错误地认为美国总统一届任期为6年。

[20] 王韬在其1882年的文章《达民情》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第3辑（1986），第879—880页。

[21] 《格致书院课艺》，1891年，第1卷，第46—48页，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第3辑（1986），第821—823页。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于1892年写的文章《工商六策》，对这一问题表达了非常类似的看法。它认为，海外华人中间有一些富有、有技艺并且熟悉机器的人。由于中国需要振兴自己的工业，所以应该设法将他们吸引回国，发展工业，开发边疆;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第3辑（1986），第916—917页。

[22] 当薛福成在欧洲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19世纪80年代末对美条约危机期间的政治辩论。

[23] 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美国华人的研究大都属于社会史领域。

[24] 实际上，这两本小册子正是对张荫恒支持条约的有关论点的反驳。

[25] 更为确切地说，商人们希望取得自由进入美国经营商业和其他有利可图的事业的权利。

[26] 张荫恒或许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主张自禁，正是要避免耻辱。

[27] 蒋同寅的文章并不表明他了解这两篇小册子所表达的观点。

[28] 在这224家报刊中，有59家在日本出版，在法国和美国出版的各有一家。

[29] 英国报纸是另一个来源。例如，《外交报》1902年第4期刊载了英国报纸上一篇文章的翻译，据这篇文章，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何由（音）曾经要求旅美华人每人出2美元，以贿赂国会，改变排华法案。据说募集了30万美元。

[30] 到1910年，它的发行量达到了15 000 份（史和、姚福申、叶翠娣 1991：109）。

[31] 这一数字见《新闻界人物》1985年，第95—96页。

[32] 有关梁启超的思想发展，见Hao Chang 1971;有关他这一时期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活动，见 Ma 1990。

[33] 相比之下，犹太商人的经济成就给梁启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见《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