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80年代，移民是既有利于百姓又有利于国家的经济需要的看法，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一些洋务官员、文人士子和学习西学的学生的认可。在自强运动（1861—1895）思想的有力推动下，人们开始从经济角度认识移民问题。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许多政府官员及其随员们到一些有海外移民的国家游历、寓居。总理衙门要求其外交官员们坚持写日记，用以积累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信息。这种做法非常有意义，因为大多数日记都刊印出版。根据总理衙门指导官员出国游历的十四项章程（1887），每名官员要专门研究一个学科——语言、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电学、光学或者工程学，并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相关情况。一则日记可以包括天气一类游历活动的描述，也可以包括政府事务等严肃的事情，日记“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这一章程还说，将根据这些日记选择一些写作认真的人，由总理衙门给予奖励[薛福成1981（1890）：38]。驻外使团中的许多人——从翻译、书记官、助手直到最高一级的外交官，都对海外华人的情况进行了描写和思考。
外交官们大量写作日记的情况并非少见。1889—1891年的中国驻英国公使薛福成（1838—1894）的欧洲日记，印行后有16卷，1 000多页。1889—1892年担任驻美国公使的崔国因，写了1 447则日记，将近50万字，记录了48个月中所发生的事情。更有价值的是，在描述事情经过之后，他往往还要写下他个人对于排华法案的一些看法。不过，兵部尚书傅云龙可能创造了创作文字最多的记录。他的记载有86卷，还附有插图。总理衙门对他的勤奋精神进行了奖励，同时受到奖励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薛福成 1981（1890）：53]。
几乎所有的日记和游记都由官府或者私人出版商刊印发行，也有一些记载既有官方版本也有私人版本，这就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们。[9]例如，1876年出席费城博览会的上海海关关员李圭的游记，就出现在刚创办不久的日报《申报》上（《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336）。郭嵩焘的日记也于1878年发表在这家报纸上，结果触怒了保守派官员，他们猛烈攻击他赞美外国事物（同上书：349）。
薛福成的日记印行出版的过程在这类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还在欧洲担任驻外公使的时候，薛福成就发表了他的部分日记。他于1894年英年早逝以后，他的朋友和家人认为这些日记极有价值，力图将之公诸于世。薛福成在欧洲时的参赞张迈荣（音）[10]仔细地抄录了他的大部分日记，并加以编辑。在他的帮助下，薛福成的儿子将这些日记付梓出版。后来，薛家还重印发行了薛福成的各类著述。[11]
和那个时代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相比较，清朝高级外交官能够通过更多的信息来源去了解海外华人。他们除了可以亲自进行观察以外，还有条件接触到总理衙门提供的资料，其中包括以往条约谈判以及其他一些对外交涉的官方记录。多年以来，总理衙门积累起了报刊文章、外国书籍的翻译和以前官员游记中有关对外关系问题的记载。[12]从这些资料的内容来看，它们都极具价值。这些资料注意了统计数字和其他一些数据的重要性，同时也搜集了包括海外华人境遇在内的许多问题的相关信息。比如，诗人外交官黄遵宪就给他的上司薛福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担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1881—1885），详细记录了美国华人汇寄到国内的金钱总数[Xue 1993（1890）：9]。崔国因和其他驻美外交官对于美国华人社群的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似乎也都比较熟悉[崔国因1988（1890）：162—163]。
由于进行过实地的考察，外交官们对海外华人所面临问题的记述和分析就要比之前的清朝官员更为深入。他们大都对海外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示愤慨，同时有许多人从列强国际竞争——他们认为这种竞争不仅是军事竞争，同时也是经济竞争——的更广阔背景去认识这种不公正。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富民强国的思想目标结合了起来。前人提出的移民有益于地方经济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具有了合理性，因为现在的论者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论证这一主张。来自移民家乡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已经不再有特别之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字，恰恰出自薛福成、崔国因等来自几乎没有移民出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员。
薛福成是一名著名的洋务派士大夫和外交官。他早年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后来，他因发表文章《筹洋刍议》而声名大噪。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经济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Xue 1993（1879）]。19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对海外移民产生了一定兴趣，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可以被利用来促进国家的富强。在1890年前往欧洲的途中，他在东南亚会见了富有的中国商人。[13]当他得知仅仅旧金山一地的华人每年就能汇回中国一千多万元时，对海外华人的经济潜力有了更深的印象。据他估算，所有这类华人的汇款总数应能达到上亿元，足以弥补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35—36）。
这样看来，薛福成会成为国家保护海外华人的热烈鼓吹者，就不奇怪了。薛福成特别强调通过在外国设置领事来保护华人。1890年到达伦敦后不久，他就开始与英国谈判在香港设置领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英廷未允，必当据理力争，虽至三四至六七不厌也。”[Xue 1993（1890）：52]他甚至威胁说，如果英国拒绝他的要求，他就要为此目的每天都去英国外务部三四次。[14]他的决心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一个领事给海外华人在各方面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国家为此付出的花费。薛福成和其他洋务官员认为，海外华人愿意捐资支付保护他们的花费。[15]
但是，设立领事并不意味着海外华人就可以自动地得到保护，海外华人也并不总是能够或者愿意支付保护的费用。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中国公使和领事们做了努力，但收效甚微（见第一章）。崔国因对排华法案进行了多次抗议，但都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这一挫折很快就转变为某种犬儒主义。当一名美国人建议中国在西雅图设置一名领事以保护这个城市日益增多的中国人时，遭到了崔国因的拒绝。崔国因怀疑这一计划只能从中国榨取更多的金钱，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回报[崔国因1988（1890）：144]。主要是鉴于他自己的经历，崔国因赞同那种设置领事只是浪费金钱的看法，认为这是由中国百姓支付的一种不合理的奢侈品（同上书：162）。
薛福成和崔国因等高级外交官员尽管比较了解情况，但他们普遍缺乏与海外社群的直接接触（G.Wang 1997）。薛福成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移民，过高估计了国家利益和移民利益的兼容性。而另一方面，崔国因对清朝政府帮助海外华人的能力则太过悲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清政府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对局势有着较为细致的理解，主张改革的官员陈炽就是其中之一。陈炽认为，添设领事一事应妥当仔细地进行筹划，而且领事薪俸应由国家支付，因为海外华人社群还远不富足。有意义的是，陈炽建议，制定政策应该着力于改善华人境况，而不是加强国家力量。这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陈炽 1898，载《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5—6）。
无论如何，薛福成代表着推动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的新的思想趋向。薛福成支持中国移民的权利，部分地是由于他认为中国有着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他在下面这则日记中写道：
地球各国人民之数，中国第一。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垦辟无余。因中国人数众多，所以人工之廉，减于外洋十倍，竭一人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彼知力难自赡，则竟好逸恶劳，或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者，所在多有。盖仓廪不实，不知礼节，衣食不足，不知荣辱，亦理势之所必然。窃尝横览地球，盱衡全局，而得补偏救弊之术焉。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氓，不遗余力，即如墨西哥、巴西两国，疆域之广，合计其建方里数，较中国尚有赢无绌，而其民数尚不能当中国二十分之一。其地多神皋沃壤，气候和平，不异中国。而土旷未垦，勤于招致，且无苛待远人之例，立法颇为公允。诚乘此时与彼诸国妥订条约，许其招纳华民，或佣工，或艺植，或开矿，或经商。设立领事官以保护而约束之，并须与订专条：彼既招我华民，借以开荒，功成之后，当始终优待，毋许如美国设法驱逐。夫有官保护，则遇事理论，驳其苛例，不至为远人所憎。华民在此，皆可买田宅，长子孙，或有数世不 忘故土，辇运余财输之中国者。如此，则合于古之王者有分土无分 民之意，且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中国之地，以居我民，以养吾民 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善备 焉。救时之要，莫切于此。[Xue 1993（1891）：64—65]
作为一名洋务派士大夫，薛福成主要是从经济利益和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来进行思考的。对国家利益的理性算计使他未能看到中国移民在海外遭遇到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他很难理解，就在中国劳工帮助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繁荣之时，美国人为什么还要驱逐所有华工[Xue 1993（1892）：151]。薛福成的困惑，不仅仅是由于他不熟悉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也是因为他对迁移到美国的中国劳工缺乏足够的了解。像其他高级外交官一样，他与海外的下层中国人没有进行过多少直接接触，这些洋务派士大夫、外交官的主要兴趣在那些富有的商人身上。只是到了后来，薛福成才认识到，中国劳工遭到排挤的实质性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洋人往往嗤鄙之，其议以为天地之间人为贵，天本予人以自养之权，今华民欲等人道于牛马，则我亦不能以人道待之。”[薛福成1981（1893）：171]薛福成独特的历史贡献，是在推动清政府改变移民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能够接触到李鸿章等高级官员和总理衙门，正是他1893年的奏折最终说服了清朝政府，从而废除了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禁令（Yen 1985：252，260—266）。
崔国因不像薛福成那么充满自信，也不如薛福成有能力，但他对移民问题有着同样现实的看法。他越是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就越是灰心，越是走向犬儒主义。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崔国因也思考着美国人不能容忍华人的原因。崔国因根据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了解到，来到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的华人只是欧洲人的1/15。这推动着他去思考为什么美国不能容忍这为数不多的华人[崔国因1988（1891）：310]。在他看来，尽管某些华人在美国进行的违法行为——比如帮会间的争斗和鸦片走私等——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因为拥有投票权而具有强大的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移民应该归化为美国公民[崔国因1988（1891）：315]。但是，崔国因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学者，而不是一名把思想付诸行动的外交官。没有资料能够表明，他曾经在行动上支持过中国移民争取取得美国国籍的斗争（Q.Zhang 1994）。(www.xing528.com)
到后来，权力的解释框架和实际利益考虑，差不多成为崔国因理解美国所有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行为的唯一思路。美国的一个教会团体致信给他，表示他们对于排华行为的谴责时，崔国因在他的日记里满腹狐疑地评论道：“美国教士向无为总统、议绅者，故无觊觎为总统、议绅之心，而因无求于工党也。且美教士之行教于中国者，畏中国民人之报复，则有性命之忧，此又有求于中国也，宜其立言如是也。”[崔国因 1988（1890）：163—164]同样地，当一名美国在华医生写信给他，谴责新通过的《吉亚里条约》时，他对这名医生的动机也极为怀疑[崔国因 1988（1892）：428]。很明显，崔国因并不是一名成熟的思想家。不过，他对国际政治的简单化解释，很容易被对美国法律、政治更不熟悉的一般中国民众所接受。饶有意味的是，崔国因1905年在他的家乡安徽芜湖积极参加了抵制美货运动，在一次抵制美货的会议上，他对自己的这种观点做了通俗化的讲演（见第六章）。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民间群体和民间机构开始关注移民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这类公众参与的讨论大都出现在当时正在成为中国商业、工业和出版业中心的上海。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最下游，它和广州、厦门不同，不是一个移民出国的口岸城市。因此，上海公众热烈讨论移民问题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该问题确实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同时也意味着，许多在移民问题上发表意见的人，包括地方精英和年轻学人，并不一定是移民问题的相关利益者。
1876年建立的格致书院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所书院是当时一个颇为罕见的现象，它的经费来源有政府拨款，也有私人捐助;进行捐助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书院的管理权属于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董事会。有好几十家商号也捐助了经费，表明该书院与上海商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联系（熊月之1994：353—355）。格致书院开设各种学科课程，召开科学讨论会，举办科学展览。尽管不知道这所书院究竟有多少学生注册，也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来自什么地方，但根据一张获奖学生的名单，可以看出有不少学生来自附近的江苏省和浙江省。中国北方的国家精英和上海的地方精英也参与了这所书院的活动，这主要反映在学生考试方面。和传统书院一样，学生每年要参加4次考试。一些有势力的政府官员、成功的商界人士、外国传教士和学者都来命题，并且为学生的文章进行评定。试题中有一些属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但也有许多有关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问题。[16]对考试成绩优秀的文章，分别给予三个等级的奖励。
举例来说，1888年的一次考试的命题为：“中国工商生计多为洋人所夺，欲收回利权，应如何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以期利不外散，权自我操？”（熊月之格致书院的一名来自江苏宝山的学生蒋同寅，撰写了一篇获奖文章“禁止有条约关系国人民通商来往是否有违国际公法”。他认为，美国单方面强制实行排华政策，确实违背了国际公法。很显然，蒋同寅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有关移民权利和劳工招募方面的规定十分了解。在他看来，1880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允许美国限制华工，而不是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蒋同寅宣称，尽管国际法承认民族国家的主权，但美国应该与中国政府就移民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正如中国有责任保护中国土地上的美国人一样，美国也有条约规定的义务去保护寓美华人，但它没有做到这一点。蒋同寅通过分析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解释美国的行为[17]，与崔国因的观点几乎毫无二致：因为国会和总统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不能拒绝人民的要求，尽管他们知道中国劳工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18]
1994：373—385）有些问题直接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移民和美国排华法案等。1889年，当中国与美国在移民条约问题上发生争执时，这年的春季考试提出了以下问题：“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来往营生起见，设今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征以明之欤？”[19]
从这种权力政治学和权力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他和崔国因同样，不是主张为争取平等的移民权而斗争，而是主张实行自禁。中国没有力量要求获得平等的移民权，尽管在外国的华工确实为那些国家而不是为中国带来了好处。这样一种观点，得到王韬和一些当时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的支持。[20]蒋同寅进一步主张，华工在国外受到的虐待是国家的耻辱，他认为，在国内，人口过多并不是一个问题，不应该担心华工返回中国会成为土匪和游民。中国正在发展其自己的经济，需要人力来建筑铁路、开采矿山。蒋同寅问道，当一个人能够在他自己的祖国找到同样的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人到万里之外去找工作呢？如果人们还在担心新工业吸引回归人员的能力有限的话，中国西北新疆的广袤土地正在等待着人们去开发，能够成为多余人口的出路。有了年轻强壮的人去到那儿，国家就会强大，边疆就会巩固。排华确实有可能成为一个隐藏着的福音。[21]
蒋同寅的思想看上去书呆子气十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是他和其他学生在这所书院里取得信息的方式。文章的内容表明，他接触到了总理衙门的档案，同时也能在上海报刊和书院资料中有关外国事务的翻译文章中找到一些背景信息。但是，由于没有直接接触到海外华人，书院学生们几乎不可能对极其复杂的移民问题提出独立的看法。蒋同寅关于多余的中国人可以在中国找到就业机会的看法，实际上是19世纪70年代的古巴调查报告在差不多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陈旧观点的重复。来自广东的外交官张荫桓持同样的观点，而著名的洋务派学者商人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人，曾因在上海充当买办而赚了大钱——同样主张使用剩余劳动力开发中国西部[郑观应 1965（1892）第二卷，第三部分：20—24]。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中国商人激烈地批评中国剩余人口“可资利用”的看法，认为这种观点幼稚、不现实，同时也十分有害。他们与他们在香港和广东的商业伙伴一道，为中国移民的权利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且得到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前面提到的薛福成等有权力的官员的支持。[22]
对于美国华人来说，19世纪80年代在几个方面都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排华法案从外部打击着华人社群，而帮派争斗则从内部进行着破坏。即使这样，华人社群在文化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23]他们在法院里与不公正行为进行抗争，有时也会取得成功;他们建立了使用中文的学校，创办了中文报纸;别人诋毁他们为种族上和文化上的低等人，他们则以赞扬中国文明来进行还击（Wong and Chan 1998）。为了加强与国内的联系，华人社群把儒家学者带到美国，与香港、大陆的商人以及同情他们的官员、学者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李春辉、杨生茂 1990：179，Tsai 1983：35），并且努力让清政府官员以及中国公众了解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见解。
1888年，当认可排华的新条约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美国的中国商人刊行了两本小册子：《商务刍言》及其续篇《商务续言》。这两本小册子文词优美，政治上也相当成熟，为移民权利辩护的力量超过了任何一部时人著述。作者非常了解计划中的条约内容，也十分熟悉中国方面主要谈判者张荫桓的观点。[24]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对于一直遭受自然灾害和农民叛乱困扰的沿海省份的人们来说，移民是他们谋生的必需方式。[25]至于失业的中国人可以到内地去开拓新土地的论点，商人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它全是空话。他们说，由于付出劳动和得到收益之间的比率相差太大，所以，放弃到国外赚钱的机会，而为了少得可怜的收入去国内遥远的地区做苦工，实在是愚不可及。此外，即使有数百万人离开中国，中国也不会缺少开发内地的劳动力（《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1395）。
这两本小册子不仅仅从自身利益立论，它们也从经济民族主义来展开论辩：中国人移民海外能够像西方国家所做的那样富国强兵。在驳斥张荫桓有关美国也限制欧洲移民的错误报告时，商人们引证了数千名欧洲人正在进入美国的事实。如果没有歧视，那为什么总理衙门不能够与美国谈判达成一个美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签订的相同条约呢？如果存在歧视，那就关系到国家尊严和商业利益。[26]中国对外关系的特点就是不公正，只需注意中国正在为中国领土上所有外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承担责任的事实，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两本小册子的语气一点也不谦卑，它们对于总理衙门做出不批准这一条约的决定，肯定有着一定的作用。不过，虽然这两本小册子在中国南方省份中似乎流传较广，但它们对整个民众的影响想必是非常有限的。没有证据表明，在上海的洋务派学者和官员读过这两本小册子。[27]排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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