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和中国公众对那些不顾禁令去到外国的同胞们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有关移民问题的私人著作和出版物还寥寥无几。福建巡抚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涉及到菲律宾华人的经历，但在这部书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以后不久，就有人认为它在这方面的描述非常不充分。[3]海外华人自身对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艰苦经历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叙述，因为他们大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有些人干脆就是文盲。另外，只有少数人返回他们的家乡，而回国的人又都默默无闻，所以几乎没有口述资料流传给他们的下一代。[4]
不过，当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海外华人偶尔也会试图发出他们的呼喊声。例如，秘鲁华人就曾经写过请愿书，呈交给新成立的外交部门总理衙门。这些文词优雅的请愿书的内容打动了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他们派遣耶鲁大学毕业的广东人容闳前往秘鲁进行调查。同时，他们还委派了有着同样使命的一个小组去到古巴。容闳和古巴小组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证据，描述了中国劳工在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两个方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然而，在为海外华人说话的同时，这些报告也都带有官方对移民的某些偏见。古巴小组的调查报告尤其如此，这份十分详细的报告的撰写者是中国赴美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和他的助手们。
古巴小组会见了数百名中国劳工，收集到1 176份证言、85份请愿书和1 665个签名。根据这些证词，80%的劳工是被强迫或者被哄骗才签署下一份为期8年的合同。平均起来，有10%—15%的人死在去往古巴的途中。那些从“流动地狱”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当中，又有将近一半死在蔗糖种植园或者其他工作场所的恶劣环境里。[5]古巴小组的报告说：“这些证言表明，不计其数的人被迫自杀。他们割喉、上吊、溺水、服毒、投身车轮之下或者投身煮糖的大锅，甚至有人为了能死而谋杀他们的工头。”（Cuba Report 1876）简而言之，对于古巴华人来说，似乎根本就没有正义、没有希望、没有未来。[6](www.xing528.com)
总的看来，对古巴华工情况的调查证明皇帝的告诫是正确的：外国是蛮夷之地，那里的邪恶之徒把愚蠢贪婪的新来者变为奴隶。古巴报告最初在上海印行，使用了一种警告性的语气：“勤劳肯干者在国内足以谋生，勿自行出洋”（Cuba Report 1876：70）。后来，广东政府从这一报告中节选了几章，刊印发行了以《醒迷篇》为题的小册子。古巴报告和《醒迷篇》流传很广[7]，有助于所有海外华人的公众形象的建立。[8]
就这样，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海外华人的形象改变了。他们不再被认为是背叛祖国的人，而是被看作贪婪的外国人和中国非法贩运者的受害者。这样一种经过修正的形象，推动了对排华问题的新认识的产生。由于中国劳工之前一直遭受着粗暴的对待，所以在了解情况的中国人看来，美国19世纪末对他们的驱逐和排斥就显得格外地不公和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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