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保护政策：寻求正义与海外华人

尽管中国国民在19世纪向海外大移民，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它的臣民。美国海军上校杜邦（Samuel F.Dupont）1858年与清朝官员谭廷骧就在美国建立领事馆以管理中国国民事务时的一段谈话，就反映出清政府这种无情的冷漠态度。

谭廷骧：派官员到国外去并不是我们的习惯。

杜邦：但是你们有许多人民在太平洋对岸，人数有好几万。

谭廷骧：皇帝统治百万千万的人，他哪能顾得上几个漂洋过海去到外国的流浪汉啊？

杜邦：那些人在我们的金矿里淘金，许多人很富有，为此也应该去关心他们。

谭廷骧：皇帝的财富数不胜数。他为什么要去关心那些离开自 己的家的臣民呢？ 为什么要去关心他们一点点攒起来的那些小钱呢？（Martin 1897：60）

“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对她那些华裔移民高贵的冷漠！”记录下这段谈话的丁韪良做出了这样的评论（ibid.）。不过，应该指出，这次会谈进行的时候，正值几乎要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期间，清政府的冷漠态度，实质上是它日益失去对社会的控制的表现，这是清朝中期以来人口爆炸和商业革命的结果（Ho 1959，Yen 1985，Kuhn 1970）。

在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它再也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了：100万中国臣民生活在国外，其中大多数人正遭受残酷的虐待。清朝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在1868—1872年间，在秘鲁的中国人通过美国的外交渠道两次要求给予救助（《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966，974—975）。1872年10月，一艘试图将230名中国人——其中有一些人还是未成年人——非法贩运到秘鲁去的秘鲁船只在日本被扣留。在上海的日本官员迅速通知了苏松太道沈秉成，沈秉成和南洋大臣建议总理衙门立即采取措施，以免中国因为不关心它自己的人民而被其他国家耻笑（《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976，979—980，981）。清政府派出官员前往日本，把所有被非法贩运出国的中国人带回国内（《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986—987）。这是清政府第一次越过其领土管辖范围去保护中国国民。(www.xing528.com)

这一事件被一些中国大城市的报刊公之于众。例如，刚刚创办的期刊《中西见闻录》（1872年第4期）就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发生了一系列贩运华工事件之后，1872年创办的一家商业报纸《申报》（1872年9月18日）也登载出相关的叙述，并且发表了谴责这种拐卖人口行为的文章。不过，这些叙述和文章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当时，类似记载只不过被当作是一种令人动情的故事而已。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对于清朝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决定在外国设立使领馆，并且制定出对海外华人的保护政策，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Yen 1985，G.Wang 1997）。

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给予了中国在美国建立领事馆的权利。同一年，中国派出首个官方使团访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使清朝官员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中国人。一名官员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旧金山与一名华人会馆领袖的谈话。据他说，中国商人与美国人相处很好，但是中国的金矿工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此外，美国人向中国人——只向中国人——征收两美元的人头税，并且不允许中国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这位会馆领袖希望清政府能够加以干涉，制止这些行为。但这位清朝官员回答说，现在对此还无能为力，因为清廷在美国尚无代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560）。很有可能，这是在美国的中国商人第一次谋求得到清朝政府的帮助。

在海外华人的声音之外，还可以听到中国南部——绝大多数移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地方官员们的呼吁。早在1866年，广东巡抚就建议中国仿效西方国家，派出政府官员去保护海外的商业利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55）。到19世纪70年代初，福建巡抚和江苏布政使更为明确地主张，清朝应该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外国口岸驻扎官员，以利用海外的财政力量和技术力量。一些清朝官员认为，在外国设立使馆不仅能够保护中国劳工，还可以对他们加以控制（杨国标等1989：324）。

日本1874年对台湾的侵略虽然未能得逞，但却增强了清政府建设中国海防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海外华人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在日本侵略所引发的一场辩论中，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要进口和制造新式武器，开采矿山，并且设立学习西学的学校（钱钢 1990：52—53）。第二年，他又建议派出使节常驻秘鲁，以保护中国劳工。他说：“秘鲁华工约有十余万人，受雇主凌虐之惨，实为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华民在东西南洋各岛人数不下百万，春间王大臣等议办海防，本有招致各岛华人之议，但平时既无相为维系之心，则有事何以动其尊亲之念？今若于秘鲁、古巴各岛分别遣使设官，拯其危急，从此海外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失所，忠义之心，不禁油然而动，有裨大局，诚非浅鲜”。（《清季外交史料》2/17）

有关海防的辩论形成了有利于在外国设立中国使馆的氛围，但是设立使馆的过程十分缓慢。决定这一进程的，主要并不是对居住在某个特定国家的中国人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合适人选的出现。1875年，英国副领事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在云南被杀害，清政府派郭嵩焘率一个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后来郭嵩焘就成为第一位驻外国的公使。1878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担任第一任驻美国公使，他当时的使命是调查秘鲁和古巴的中国劳工的状况。只是到了后来，驻美使馆才开始处理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不断增多的问题和有关事务（Tsai 1983：29—30）。

即使这样，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清朝政府改变了对海外华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开始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中国外交官以及使馆人员了解到有关海外华人的第一手知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实行更为现实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清政府开始维护中国人在外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并且清除了原先针对移民设置的障碍。一些清朝官员，特别是广东的地方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强硬，因为他们担心海外华人大量回国，会使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和人口过多的问题更为恶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1376—137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政策的转变竟然和世界劳工市场重大且微妙的变化同时发生。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对中国劳工不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受到了恶意的排挤。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消息越来越灵通，更多的中国人选择去那些经济机会更好同时社会环境又不那么充满敌意的地方。例如，他们不再去秘鲁和古巴，而是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后者常常被称作“新金山”）。而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也涌入这些国家，提供了另外可供选择的劳工队伍。在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形势下，清朝政府没有能够提出更为成熟的移民政策，在保护华人在某些国家权利的同时，限制他们向其他一些国家移民。在这些国家中，美国的情况特别具有挑战性：它在经济上是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但是同时也有着最为严酷的针对中国移民的排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