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19世纪大量移民海外的原因及悲惨故事

中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但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移民并不具有太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中国人在19世纪大量移民海外，基本原因是国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持续的动乱。对此，历史学家们已经做过许多论证（如Yen 1985，朱国宏1994）。这一时期中国人移民海外，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强烈刺激（Helly 1993）。

尽管移民的历史悠久，但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1）时期，总体上说，移居海外一直遭到禁止。在征服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清政府害怕国内外反叛力量联合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它先是于17世纪末禁止对外贸易，又于18世纪初禁止移民海外（庄国士 1989：75，79）。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一些敢于冒险的人乘船出走，因为人口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于是，清政府决定惩处那些最终又回到国内的人。一项法令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绸绢、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监候”（《大清律例》1993：327）。尽管这一禁令周期性地进行调整，以适应贸易需要，但禁止永久性地在外国居住的规定一直没有取消。很难确切地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回国的人被抓住并且受到惩处，但是已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些法令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实行过。从明朝末年一直到1840年，大约有100万中国人移居海外，多数是前往东南亚国家（朱国宏1994：123—125）。

和皇帝以及司法官员们相比较，地方士绅和地方官员要更加清楚地了解开放边界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早在18世纪，就有人为移民海外辩护。福建的一名下层官员说：“闽、广人稠地稀，田园不足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沿海居民萧条岑寂，穷苦无聊之状，皆因洋禁。……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1/2）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就经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要求给予它的人民移民海外的自由。清政府和欧洲国家签订的一些条约规定，政府对移民海外不加干涉。^[1]根据同样的精神，清政府在1868年与美国签订了所谓的《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五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Foner and Rosenberg 1993：22）

允许人民移民是一回事，承认他们是中国国民并且保护他们在外国的权利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海外华人被看作是背叛祖宗和祖国的不孝子孙，甚至被视为汉奸，清政府对他们基本是不管不顾。另一方面，许多移民在决定出国的时候，似乎也不认为缺乏政府的保护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到1848年，当第一名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下来的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去到了非洲、澳大利亚、南美洲、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此后二三十年里，中国移民的数量翻了三番，总数达到了128万，其中12%在美国。（陈泽宪1963：169）(www.xing528.com)

海外移民的人数尽管很多，但向美国和其他地方移民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现象。杨国标和他的同事（杨国标等1989：19）曾经对广东省台山县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家庭中的60%进行过研究。台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山地占全部土地的2/3。早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5），人口和土地之间的比率就已经严重失衡，一年生产的粮食只能供全县全部人口食用4个月。因此，台山人历史上就“经常从事海外贸易”（杨国标等 1989：18）。到19世纪50年代，从江西南迁的客家人和之前就在台山定居的人之间发生了流血大械斗，迫使许多人到海外避难。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消息传到了这一地区。结果，台山和周围几个县数以万计的人从香港乘船前往美国。1876年，仅仅从台山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新移民就有大约8万人（同上书：19）。

尽管居住在中国的人对其移民同胞知之甚少，但是官方史书和其他一些著作仍然记载下一些悲惨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603年在菲律宾发生的残杀25 000名中国人的惨案和1740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红溪惨案（《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25，朱国宏 1994：130— 131）。1874年，广东人谢宗亮撰写了《猪仔变猪》，描述了一名广东人被贩卖到秘鲁为奴的故事（谭彼岸1956：25）。随着19世纪无人管理的大规模移民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且关注这些弊端，人道主义关怀便成为保护海外移民最早的推动力。

“苦力贸易”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以后，居住在那些对移民问题漠不关心的省份里的中国人，开始听到有关闽人粤人的凄惨故事。被称作“猪仔”的契约劳工经常被外国人及其中国帮凶引诱、拐卖到古巴、秘鲁以及东南亚一带（Cuba Report 1876，Stewart 1951，Daniels 1990：240）。漫长而又艰苦的旅途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让那些远渡重洋去到南美洲的华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有许多人死于旅途之中，也有许多人未能活到契约到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