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众取得巨大成就

第一章讨论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移民如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逐渐得到改革派官员和社会精英的重视，并且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很久以来，一直有人关心与移民有关的恶行和相关问题，但只是个人和地区性的行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移民的福祉才成为清朝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问题。在没有移民的地区，普通民众对中国移民在国外遭受的苦难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相应行动。但是，到20世纪最初几年，海外华人的命运，与当时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道，开始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第二章通过分析信息、思想和观点在城市中国人中间的传播，探讨有关中国移民的公共舆论在世纪之交的形成。第三章转向大众行动方面，中心是抵制运动之前社会骚动的类型。对那些或者与抵制运动有直接关系，或者在争论的问题、支持者和斗争策略等方面可以用来与抵制运动进行比较的事件和运动，本章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拒俄运动（1902—1905）是反美风潮的前奏，它没有能够成为一场充分展开的运动，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办法来挑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与此不同的是，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广大地区都有美国货物出售，这样，美国实行的针对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的愤怒情绪，就有了可以发泄的目标。抵制美国货物，被看作是适当而又有效的报复手段。

第四章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以及领导抵制活动的商人组织。中美贸易在经济上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太大意义，但是，“美国制造”的消费品的明显存在以及这时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爱国者中间制造出这一贸易相当重要的假象。商人不一定最爱国，在政治上也不一定最为积极，但他们却是组织得最好也最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市民群体。不过，他们要进行抵制，他们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遭受到沉重的损失。因此，从一开始，这场运动所选择的斗争策略就包含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吊诡：能够最为有效地进行抵制的商人，要为公共利益做出最为巨大的经济牺牲。

上海商会宣布抵制美货，主要是受到公众的压力和政府暗中的支持。第五章表明，运动一经发动，满怀激情的个人和群体、未曾预料的突发事件以及全国大小城市中各种集体行为之间的“象征性符号互动”，就使这一运动有了自己的生命、活力和动量。这一符号互动界定了运动和运动的支持者，并且使之合法化。从1905年5月到7月中旬，抵制者们召集了许多会议，谴责“排华”，讨论斗争策略。上海、天津、广州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报纸发挥了公共论坛的作用，对抵制行动做出了解释。

第六章考察大众动员和抵制的宣传，强调了反排华主题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散布。商业报纸的兴起，演讲俱乐部的建立，大众娱乐尤其是社会批判小说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以及新的语言形式在20世纪初的出现，都为一场成功的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外，清末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城市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同时扮演着信息提供者、演艺人员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在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西方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之间建立起了联结的桥梁。

第七章描述了7月下半月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抵制行动开始实施，运动达到高潮并且发生了重大转变。公共场所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抗议者们;人们潮水般走到茶馆和戏院;大众政治越来越具有戏剧演出的色彩;一些真实却平凡的人被制造成英雄，以推动运动前进。然而，随着更多的人被动员起来，抵制运动逐渐失去了明确一致的目标。有人开始利用运动来煽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而一些城市精英和比较了解情况的公众也开始担心，为了争取在海外的正义，在国内需要付出太多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第八章来到夏末，清朝政府这时开始进行干预，以镇压抵制运动。在这一关键时刻，这场反对外国的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方向转向国内，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谋求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

无论如何，民众抗议活动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美国的工商业遭受到实质性损失，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也下令要求更有礼貌地对待在美国的中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抵制运动构建起塔罗（Tarrow 1994：chap.9）所说的“抗议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后的运动和革命准备了“参与精神、大众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持续性扩展”。

【注释】

[1] 中国历史上有过为数众多的大规模农民叛乱，而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城市民众运动。蔡石山（Tsai 1976：95）认为它是“义和团事件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外运动”。关于明清时期的城市骚乱，见Yuan（1979：279—320）。

[2] 关于传统地方情结在中国工人和商人中的作用，见Honig（1986）和Goodman（1995）。

[3] 有关第一个叙述，见张存武（1966）和朱士嘉（1958）;有关第二个叙述，见McKee（1977，1986）。

[4] 例如，鲁赫特（Rhoads 1962：155）称颂这一运动为“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大众性政治运动的最 初表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认为“（在20 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毫无疑义地表现为民族 重建思想强烈而又明确的表达”，认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新民族主义的表现”（Liao 1986：57—59，张存武 1966）。亨特（Michael H.Hunt）做出了“1905年事件发出了新民族主 义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信号”的类似论断（Hunt 1973：93）。(www.xing528.com)

[5] 有关大众社会研究的透彻讨论，见Hans Toch（1965：4）。

[6] 可参见我对抵制美货思想的分析（G.Wang 1995）。

[7] 《时报》主人狄楚青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一时期开始恶化。

[8] 公共聚会和示威可以被看作是同样可以推动运动扩展的辅助性方式。

[9] 美国的工会组织。

[10] 如果商人态度更为坚决的话，这一运动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11] 见第三章。

[12] 正是由于这一点，奥利弗（Pamela E.Oliver 1989）认为，社会运动研究应该“把群众带回来”。

[13] 商人和清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最近，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魏 斐德（Wakeman，Jr.1993）和黄宗智（Huang 1993），批评了“公共领域”概念在分析近现代中 国时的运用，或者说是错用。这些批评的要害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欧洲国家 有着很大的不同。

[14] 在近现代中国众多民众运动中，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是唯一一次由移民问题引起的 民众运动。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其他亚洲移民，特别是日本移民，在美国也受到了歧 视，但在其他任何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众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