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美货运动：区域研究与跨国主义的分析

抵制美货运动尽管是一场得到海外支持的全国性运动，但在中国，移民本身却只是一个地区性现象。众多研究表明，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仍然身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的束缚（如Honig 1986，Goodman 1995）。这些联系和地区差异是怎样塑造了这一运动呢？研究这样一场运动，应该如何去定义空间范畴呢？施坚雅九大区域的模式启发了其他许多研究（如Esherick 1976，1987; Perry 1980; Schoppa 1982），他认为造就地方社会和地方经济的，是一个地区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内在逻辑（Skinner 1977）。

即使那些不做社会史或者经济史的学者也承认地区差异，不过他们可能会使用完全不同的词语来定义地区的多样性。例如，柯文就发现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动态意义。最近，随着研究中国的专家们对中国人的大迁移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开始采用“跨国主义”这一概念。跨国主义概念意味着“一个移民建立跨地域、跨文化、跨政治边界的社会场域的社会进程”（Hsu 1996：12），被用来分析移民与其本土人民以及居住国人民之间的多重关系。许元英有关移居美国的台山移民的研究是个很好的范例，而且和本书的研究相关。“一般的台山男人最想实现的一些基本追求都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建立和维持家庭、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村庄、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Hsu 1996：3）。尽管他们移居到有着更好经济机会的遥远地方，一般是美国，但正像许元英的研究所表明的，他们仍然维系着各种地方性联系。

区域研究取向和跨国主义取向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对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最为有用的分析范畴——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这两种取向的深刻见解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之中。本书对抵制美货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超越了清帝国的边界，同时又不固定在某个单一地点。随着运动发展到不同的阶段，本书的论述也变换着地域焦点，以说明广东、上海、北美和其他地方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各样的地区性、民族性和跨国性联系。

强调不同地区的独立性以及各个地方的特殊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仍然可以说，抵制运动存在着“中心”和“边缘”。输出大多数移民的中国东南部的珠江地区，以及商人和其他组织最为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最重要的地区。整体上看，北方城市的抵制运动力量较弱，持续时间也较短。不过，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多少移民是从中国北方前往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的。(www.xing528.com)

在清末，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受到区域性视野的影响，海外华人也有着独特的民族认同感。然而，我还是会提出，使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得到最本质表现的地方是上海——中国当时贸易和信息的“首都”。上海能够具有这一地位，部分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对北京的满清政权的憎恨正在不断增长。在抵制运动最初的几个月，当上海还是这一运动的中心时，对中国移民生活进行描述和说明的，主要是那些本身并没有移民经历的文人和小说家。

无论如何，在中国中部作家们的想象中，中国南部和海外等边缘地区的中国人曾经一度被看作是某种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外国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在通俗作品中，海外华人被描写成富有冒险精神、吃苦耐劳、老练成熟、并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人。然而，这样的描绘并不一定说明整个移民群体都是这类人物，通俗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是获取技术、知识和财富以后回到中国的人。上海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近代工业，从这种优势地位上着眼，海外的移民群体在至关重要的民族利益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建设性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抵制运动迅速衰落并且将重心转向内部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不仅富有的上海商人反对对美国实行经济制裁，因为制裁也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相当多的社会精英和开明人士也认为，为此而蒙受巨大牺牲并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