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美货抵制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显示出社会运动的一些特点。社会运动是18世纪首先在欧洲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现象（Tarrow 1994：pt.1），与抢粮骚动、宗教冲突、农民叛乱不同，社会运动涉及的地理范围广阔，采用标准而又灵活的集体行动方式，并且有着广泛的诉求。在这些特点中，“抵制、罢工、大众抗议和示威”的行动方式最为重要，因为集体行动的这些方式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轻而易举地加以复制。比较而言，“旧”的斗争方式往往与某个具体的不满有着太过特定的联系，其目标也过于狭窄地集中在某个直接的敌人身上，从而难以具有跨地区性的意义。不过，这些新的斗争形式能够被广泛运用，也得力于18世纪欧洲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比如报纸、新型社会网络和民族国家的兴起（Tarrow 1994：chaps.3—4）。

晚清中国当然不是18世纪的欧洲，但可以这样说，抵制美货运动代表了不仅仅基于新思想也基于一系列结构变化的一类民众行动。充满斗争性的抵制行动方式，可能是把成千上万参加者团结起来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8]的确，中国商人利用了1905年以前的抵制行动（Remer 1933：13—14），但那些抵制行动与一些具体的不满密切联系着，有直接的斗争目标，并且由受害者本人——商人所进行。中国茶商与外国买家之间1883年在汉口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事例（Row 1989：322—323）。在那次事件中，中国商人利用抵制行动为他们的茶叶争取公平合理的价格。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都和这样的一些事件有所不同。经济制裁针对的并不是那些被认为作恶的人——美国工人党^[9];排华法案的受害者——在美国的中国人——本身也不能采取行动，尽管他们向这一运动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经营美国货的中国商人迟迟没有决定行动计划，因为他们必定要遭受损失^[10];中国各地绝大多数抵制者们都不会从美国移民法案的改变中直接受益。然而，恰恰是行动方式和斗争要求等方面的这种非直接性，使得抵制行动有可能在1905年发展成为一场运动，而一些较早的抵制活动只能成为孤立的地方性事件。

一场得到海外支持的全国性抵制行动的发动需要几个前提，这些前提既独立于“民族觉醒”，又与之有着联系。首先，不公正——在这里，是海外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必须得到那些不是其受害者的人们的重视。这就需要中国公众对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这方面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印刷媒体业和通俗化大众宣传运动。^[11]后面几章将表明，移民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个公共问题，日报和刊物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泛使用电报业务——之前不久才在一些大城市开始营业——的事件。城市娱乐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有关运动的许多宣传是通过小说、民间歌谣和戏剧传播的（G.Wang 1995）。第二个前提是抵制的对象——这里是美国货——必须无处不有。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发展相当完善的市场网络，来进行已经颇具规模的对美贸易（见第四章）。最后，一场有效的抵制所需要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网络和组织的存在。就在1905年大众抗议活动爆发之前，中国出现了组织各种团体的浪潮，这些团体包括商会、读书社、妇女组织、演讲社、学生团体以及文人学会。那些民间组织最多的地区，抵制运动也最为活跃，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认识到各种组织的重要作用，激发出了许多对于运动的组织性资源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我们的研究特别有关的，是学术著述中新近出现的强调松散网络而不是正式组织的趋向。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指出，一场社会运动，与其说是某个相关群体发动的一次有组织的斗争，不如说是一场“无秩序”的斗争。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通常是一系列网络的成员，但其本身往往并不从属于某个明显区分领袖和追随者的垂直性结构。^[12]广泛阶层的参加，意味着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联盟不如那些性质各不相同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强大联系显得更为重要（Marwell and Oliver 1993，Tarrow 1998：52）。因此，把抵制美货运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来研究，就需要考察那些出于不同原因——爱国主义、私利、其他人的压力、无知、甚至寻求刺激等等——参加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Hardin 1982：chap.7，Cohen 1997：34—36）。运动积极分子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要设法解决参加者之间的分歧，并且富有成效地利用新闻媒体、公共舆论和政治机会等外部资源（Tarrow 1994：chap.1）。

社会群体相互之间以及与敌方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能力，可能会造就“弱小组织，强大运动”的现象。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85（1969）：288]指出，人们对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象征符号上的解释，这有助于理解中国全国各地城市民众之间的链式反应。例如，上海商人把清政府的无动于衷解释为对他们发动抵制的默许，而小城镇居民则把大城市的民众反抗活动看作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新时代到来的信号。(www.xing528.com)

如同中国其他许多民众运动一样，抵制美货运动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带到了一起。把重心放到任何一个群体上，无论这个群体多么重要，都会使人产生误解。本书强调地理分布广阔的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大多数有关20世纪中国集体行动和民众运动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个有限地理区域的流行趋势（ Wasserstrom 1992，Perry 1994），造成鲜明的对照。形形色色的群体和个人在抵制运动中既相合作，也独立行动，没有人能够按照完全特定的利益来引导事态的发展路向。

应该指出，社会运动理论几乎排他性地基于西方的经验，这类研究并没有涵盖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一词表明，这类运动产生于民众之中，以国家或者国家政策为目标。而在包括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主要斗争矛头往往指向外国。例如，就抵制运动的情况来看，清政府显然支持民众的抗议活动。同时，绅商精英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要远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更为密切，也更充满变化。^[13]此前的研究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即抵制运动最强大的支持者，一直在设法得到清政府的援助，尽管他们也批评清政府的无能。

因为过分强调运动资源，社会运动研究对运动中一些涉及个人思想感情的问题注意不够。它使人觉得，无论斗争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面临相同的任务：抓住并制造政治机会，动员人们参加运动，以及组织各种民众行动。但是事实是，某些问题比其他问题具有更强的感情号召力，因而更有可能被利用来发动一场运动。再者，驱除中国移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得以表现的绝好问题？这一问题特别让人感兴趣，是由于美国的中国移民大都来自华南地区的几个县，因此，美国移民政策——无论这一政策的内容是什么——直接影响到的只不过是中国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么，城市里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把移民问题看得如此重要，甚至不惜为之发动一次民众行动呢？^[14]与外国侵略和灾难性的国内政策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并不会引发一场范围广阔的民众抗议活动。

麦基认为，排华法案之所以成为关注的中心，是因为“美洲大陆（中国人）的微小社群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某种特殊力量，能够影响有势力的中国人领袖，也能够影响政府内和政府外的一些群体”（McKee 1986，168—169）。麦基在论述这一观点时，低估了中国国内抵制者的自发性。虽然我会同意海外华人一度曾经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这一作用主要是精神作用或者心理作用，而不仅仅是政治作用。在美国的中国人受到高度的重视，是因为人们把他们的命运与数百万其他海外华人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中国移民在19世纪引发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讨论，比如中国国内人口过度增长问题和失业问题。一方面，移民海外能给中国带来好处的看法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间拥有许多支持者;另一方面，移民的痛苦经历也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相比之下，与外国人争取路矿权的斗争就不可能这样从人性方面打动公众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