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的民族觉醒力量

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同意路康乐（J.M.Rhoads）的看法，他把抵制美货运动解读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4]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存武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是迄今最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这一运动之所以得到普遍支持是由于“民族觉醒”。这一觉醒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与独立，民族地位的平等与尊严，凡是妨害这些原则的，一律加以反对。美国排华违犯此旨，所以抵制美货。”（张存武1966：243）

“民族觉醒”说使人想起了“大众社会”研究^[5]，它强调大众运动动员中强烈而广泛的不满的作用。在张存武和其他许多研究者看来，中国人在中日战争（1894—189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蔡石山着力于这一历史情境，认为美国排华法案对中国人尊严的侵犯，远远超过了对中国人利益的损害。他进一步论证说，这也正是这一运动能够吸引商人、医生、学生、妇女以及船夫等形形色色社会群体参加的原因（Tsai 1976：88—89）。这样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Hunt 1983，McKee 1986）。

但是，与之前的大众社会研究不同，“民族觉醒”说在描述占支配地位的大众心理时，其重心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恐慌、歇斯底里或者狂热。

民族主义这一现代思想意识，被认为可以说明抵制美货者“反对外国列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有纪律的、文明的方式”（Iriye 1967：223）。然而，以民族主义为重心，模糊了而不是阐明了运动的起源和社会动员。从整体上给这个运动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能解释个人或是社会群体的行动。既然有相当广泛的阶层参与了抵制行动，那么，认为他们只是受到了一种现代思想的鼓舞，似乎并不太合理。其他许多思想，包括某些传统思想，也是推动一般民众参与的力量。^[6]传统的历史研究未能解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运动实质上是要表现什么呢？还是要改变什么？换句话说，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看作是经历挫折后的发泄机会，但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人因为事关经济生存而谋求改变美国移民法案呢？“民族觉醒”说没有看到，参加者的利益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因素。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分析抵制美货运动时，把物质利益置于思想和感情因素之上。他们用史料论证了广泛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在晚清民众抗议活动兴起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朱士嘉，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家相冲突的结果（朱士嘉1958：7）。同样地，日本学者菊池贵晴把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日渐流行联系起来（Takaharu Kikuchi 1974：18—26），并且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领导了这场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运动，而其他社会阶级则随之而起。抵制美货运动的确是中国商人领导和组织的，但这只是一时性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商战”思想是抵制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用来解释这个运动的问题在于，它使用政治修辞，一些即使是商人自己也不常使用的政治修辞，来表达真实的经济利益。然而，在20世纪初并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就难以明确指出能够从抵制美国货物中受益的个人和工业。据菲尔德（Margaret Field）所说：“商人在议论阶段最为积极，而事发后的参与明显不足。不过广州例外，那儿曾经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Field 1957：80）而按照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即使抵制行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阶级的个体成员也未必一定会为他们的集体福祉而斗争（Olson 1965：105—106）。(www.xing528.com)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民族觉醒”说和阶级利益说有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力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和特定的历史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些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的历史学家，把研究重心放到了最初引发大众抗议的移民争论上。麦基——撰写过有关排华法案和抵制运动最为详细的英文论述的外交史家——对“它（抵制行动）的出现笼统地说是由于排华政策，或者只是因为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兴起”的看法，表示了怀疑。他认为：“1902年的排华法案常常被看作是对先前法案的微小修订，实际上却代表了排华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超越了劳工的范围，沉重地打击了上层中国人，尤其是商人和学生。”因此，麦基得出结论说：“这一运动在美国发动，是由于排华政策的特殊阶段使美国整个华人社群感到了绝望。”（McKee 1977：216—217）

在着重注意这一运动的国外起源时，麦基突出了当时正在海外华人中积极活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康有为等人是抵制活动最早的组织者和推动者（McKee 1977：110，1986）。法律史家萨尔耶（Lucy E.Salyer）新近的一项研究支持了麦基的观点：20世纪最初几年，美国华人开始失去他们最后的制度性保护——法院。

在麦基看来，美国华人采取行动反对美国种族主义，并非像张存武和其他人所认为的，是因为思想的觉醒，而是因为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像朱士嘉所提出的，是因为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生存的特定关注。这样，麦基的解说就把抽象的感情——中国民族主义——和具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根据他的论述，流亡的中国改革者们要得到来自美国华人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反过来，改革者们可以在他们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国内帮助移民们寻找支持。麦基的说法很有说服力，但它只能说明抵制运动的发起，并不能说明这一运动在中国国内的传播。一小群主要兴趣在于宪政改革的精英分子，是如何把城市大众动员到一个宏大运动中去的，并未得到清楚的解释。康有为和梁启超控制国内立宪派的能力，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估计，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7]何况在参加抵制活动的人中，立宪派只是一部分，还有文人群体、研究会、读报会、演讲会、妇女团体、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海外华人和他们在中国的同胞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这一复杂的运动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