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城市公共艺术创作对象

在城市空间营造中，机械的任务分类容易掩盖和破坏多样的生活结构。因此，如果我们希冀事事通过分离出拥有单一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来规定工作对象，那还需审视是否偏离于现实需求的真相。也许，公共艺术领域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城市空间中置入新的实体作为创作对象，还须从空间角色的叠加中寻找符合建成环境脉络的手术方式，梳理情境中的局域关系。

雅各布斯(J. Jacobs)曾经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这种多样性不仅指构成要素的多样，还在于同一要素上叠加角色的多变。正如凯文·林奇（K. Lynch）提出城市意象的五种要素^[5]，并不是对城市空间的绝对划分，而是以既定要素的角色转变和要素间的相互关联言说现实（图5）。由此，我们尝试放弃将公共艺术的讨论重点拘泥于向公共空间中添加额外内容，而是尝试以两种双关思路，发掘既定空间自身的多重角色，追溯巴塞罗那建成环境意象成型的真相。

第一个双关思路借助城市平面肌理的图底分析。将开放空间范畴，即作为负形的底（Ground），与建筑范畴，即作为正形的图（Figure），在具备“完形”（Gastalt）特点的街区双关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图6）。值得注意的是，关联二者的街区立面，恰是巴塞罗那城市意象的基本载体。第二个双关思路将公共艺术与不同意义的场所营造双关，这一双关扩大了研究的着眼范围，将“包裹性”纳入公共艺术的常规视野。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思路不再仅仅着眼墙绘、雕塑或艺术装置，而是梳理出一系列关联局域氛围的城市空间群体作为考察对象。

亚历山大（C. Alexander）在其罗列的两百多种城市空间片段中^[6]诠释了一种界定城市场所的思路。界定出的单位不再是可被科学分类法简单命名的对象，而是关联从原初对象中截取出来的有效部分组成的有机场所，这实现了由制造物理空间向营造物性空间的转变。结合现场研究，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内在关联的有机场所，只要是开放共享的创作行为载体，只要富含集体记忆和审美意象，只要孕育了巴塞罗那城市空间演化的动因，均应纳入到广义城市公共艺术的讨论中。与工业文明和现代思潮博弈后的文化偏差。这些偏差使巴塞罗那在享有欧美文明成果同时，制造出独具价值的文化变体，留给这座城市遍地值得骄傲的集体记忆。

巴塞罗那建城起源于公元前一世纪，在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编撰的《阿格里巴纲要》中，被称之为巴西诺（Barcino）的罗马营寨城是其最早的雏形。从三世纪伊始，巴塞罗那取得了赋予市民罗马公民称号的资格，虽不断遭遇蛮族和外邦势力^[7]侵扰，中世纪时期的巴塞罗那已发展成为以伯爵（Count of Barcelona）作为领主的民族地区首府。

在随后和阿拉贡王国（Kingdom of Aragon）的政治联姻中，巴塞罗那代表加泰罗尼亚民族开启了与西班牙境内其他民族的分合历程^[8]。与此同时，在成为地中海沿岸重要城市的过程中，哥特意志替代此前进化完美的罗曼文化（图8），引导巴塞罗那核心城区走向成熟。在随后摆脱瘟疫的复苏过程中，希腊古典时期的城邦理想渗透进新的文化思潮，城市重建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