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的超越形而上学的身心创作

公共艺术的概念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唯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放的概念引发对现实的反思。维维安·洛弗尔（V. Lovell ）^[1]认为，公共艺术不仅试图以乌托邦的形态和场所精神强化观众对艺术品和环境的体验，同时又试图颠覆和质疑各种固有的价值和偏见。这表明其隐含的批判精神与建构力量，也许可以使作为创作行为的公共艺术自明其身。

无论是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思想，还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打破沉思传统的尝试，凭借逻辑分析寻找规律，超越在场情态的方式，都是启蒙运动以来唯理主义持续扩张的表现。这暗合着嫁接“公共”和“艺术”的公共艺术概念，作为一种知识衍生从资本运作、形而上学支配的现代城市中生产出来的历史际遇。有意思的是，区别于一般衍生概念，公共艺术反倒像是为批判自身概念由来而生（图1）。也许，我们该关注的真相是艺术创作的矇昧动力借助进化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分工显露新的端倪，而不是经由先验逻辑或是历史认识，析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行业中的公共艺术领域。

图1　罗伊·林腾斯坦因（R. Lichtenstein），《巴塞罗那之首》(The Head of Barcelona)，公共雕塑，1992，巴塞罗那海滨

图2　高迪（A. Gaudi），圣家族教堂诞生立面(Nativity Facade of Sagrada Familia)，建筑立面，1926，巴塞罗那

图3　Sumo Project，《我们的日常生活批判》(Our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纸板装置，2016(www.xing528.com)

图4　居伊·德波（G. Dobord)，著作《景观社会》1983年版本封面(Cover of Spectacle Society)，1983

实际上，大多数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城市中，物质的富裕并不能确保生活方式的自由。马尔库塞（H.Marcuse）曾认为，“肯定文化”^[2]正在妨碍城市生活中人的精神归位。他认为，能改变这一局面的因素是艺术，因其生发过程中的原始力量能够制约资本运作背后那种单一外化的机械逻辑。因此，情境互动中的艺术创作与体验，不仅是基于形式体悟的美学范畴，更是确保空间营造与现实同一的时间结构，天然具有避免格式化思考问题的潜力。

与领衔新世纪运动的欧金尼（Eugeni d'Ors）相同，以高迪（A. Gaudi）为代表的建筑师群体（图2），和以苏比拉克（J. M.Subirachs）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均是巴塞罗那现代文明进程中试图以“身心创作”冲破“肯定文化”的同类实践者。他们延续着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传统相对于欧美主流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偏离。无论是自发还是自觉，在对抗工业文明兼并过程中，日常生活的情境效应博弈着工业文明标榜的机器效率，成就巴塞罗那独特的城市空间文明。